黔江人习惯把一九九七年作为黔江地区终结之年。同时也习惯用一九八七年作为自己以后发展的参照之年。

权威部门提供的一份统计报告表明：

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七年，黔江经济增长速度在百分之十一以上的有八年，最高的一九九二年达到百分之一十四点七。全区现价国内生产总值已由一九八七年的九亿元，增加到一九九七年的六十一亿元，是建国后三十八年平均增长速度百分之三点八的三点零五倍。因此，这一时期是全区建国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

产业结构有了较大改善，国民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一九九七年，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二、三产业比一九八七年分别增长一点二一倍、五点四五倍和二点一二倍，其比重由一九八七年的五十七点一比二十四点七比一十八点二，调整为一九九七年的四十五点六比二十六点九比二十七点五。一九九七年全区财政总收入达到六点一九亿元，是一九八七年的六点零七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一九八七年的三百五十二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八元，按可比价格计算翻了一点四八番；全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拥有固定资产十八点三亿元，是一九八七年的八点四倍， 年均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七。

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民收入不断增加。一九九七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一百五十四万吨，比一九八七年增长一点零二倍，年均增长百分之六点六；农民人均粮食占有量由一九八七年的三百一十八公斤增加到五百九十九公斤。一九九七年全区农业总产值达到二十八点一亿元，比一九八七年增长一点二三倍；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一千一百九十二元，比一九八七年增长三点七一倍。

工业经济稳步发展，保持了较高的发展势头。以矿产、建材、电力为龙头的资源开发型工业获得较大发展，卷烟支柱工业不断壮大。一九九七年全区完成工业增加值一十四点三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一九八七年增长四点七八倍，年均增长百分之一十九点二；实现工业总产值二十七亿元，比一九八七年增长三点七倍，年均增长百分之一十六点七。

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善。建区以来，全区全社会累计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五十二点六亿元，其中 国有单位投资完成三十八点六亿元，分别为建区前三十八年投资总额的一十一点九倍和八点七倍。国道319线公路四百三十公里全面改造，新建公路六十余条近千公里；数字光缆和卫星通信工程，无线寻呼，900MH移动电话，会议电视系统及DDN网等工程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电力建设突出了大河口水电站、一百一十千伏输变电网络。基础产业的发展，基本上缓解了能源、交通和通信事业等与国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突出矛盾。

这份报告还列举了很多数据，说明黔江建区以来国民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这些数据像一组组悦耳的音符，构成黔江实现历史跨越的优美乐章，可圈可点，动人心魄，使人振奋。

4 但黔江不是“各自一州王，不知汉广大”的夜郎国。发展经济学的描述和概括，使黔江人勇敢地走出大山，进一步看到了自己与别人的差距。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认为，发展经济学是研究人均产出低于两千美元（一九八零年美元价格）的国家经济结构和经济行为。世界银行是按人均GNP美元值划分各收入分组并把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称为“发展中国家”。当然，使用这个术语是为了方便，它并不是指这个组织中和所有国家都在经历相似的发展阶段，或这个组织之外的那些国家已经达到了某种更高的发展阶段或最终发展阶段。

实际上仅用人均收入低下或者比较低下，还不足以概括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对此，托达罗（M·P·Tudor）做了如下概括：

第一，低下的生活水平；

第二，低下的生产率水平；

第三，高人口增长率和高赡养负担；

第四，较严重的劳动力不得其用的现象；

第五，对农业生产和初级产品的高度依赖；

第六，国际关系中处于受支配、依附和脆弱的地位。

托达罗提出了一种地域差异说来解释产生地区差距的原因。这一点是基于对经济发展空间分布的观察。托达罗发现，现代经济增长的一切成功范例几乎都发生在温带国家，而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位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这并不是什么巧合，而是与不同气候环境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某些特殊困难有关。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之一。从自然地理因素来分析，在中国，大多数欠发达地区都处在中西部地区的四大生态脆弱地带，即：西南石山岩溶地区，南方红壤丘陵地区，北方黄土地区，西北荒漠化地区。这些地区贫困人口比重大，工业经济十分脆弱，人均GNP水平不高。同时，产业结构现代化程度也很低。

黔江就是这样一个未得到大自然恩泽的地方。尽管进行了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目前仍在拉大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5 陈俊生在黔江考察时指出：黔江和临沂，一南一北，是中国反贫困战役涌现出的两个典型。

临沂在山东。和黔江一样，都属于国务院确立的十八个贫困片区，都是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的革命老区。

一九九八年三月，我趁参加新华社召开的一个业务会议之际，专程去临沂作了一周的采访。

此时，齐鲁大地春意盎然，生机勃勃。

临沂市辖九县三区，二百五十个乡镇，九百七十九万人口。在扶贫工作中，临沂人独辟蹊径，走出了一条建大基地、建大市场、建大支柱产业的路子，经济社会取得了飞跃式进步。

临沂市委提供的一组统计数字，使人们看到了黔江和临沂在经济发展中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一、国民经济增幅和农民纯收入的悬殊。一九九七年底，国内生产总值黔江为六十一亿元，人均二千二百五十六元；临沂为四百二十四亿元，人均四千三百五十三元，比黔江高百分之九十二点五。农民人均纯收入黔江一千一百九十二元，临沂二千零五十三元，比黔江高百分之七十二点二。

二、产业结构比重和社会财富占有量的悬殊。到一九九七年底，黔江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四十五点六比二十六点九比二十七点五，临沂为二十九比四十一比三十。第一产业增加值黔江为二十七点七五亿元，人均一千零二十七元，临沂为一百二十五亿元，人均一千二百七十六元。第二产业增加值黔江一十六点四亿元，人均六百零七元。临沂一百七十一亿元，人均一千七百四十六元。第三产业增加值黔江一十六点七七亿元，人均六百二十一元；临沂一百二十八亿元，人均一千三百零七元。

三、建大市场的力度和气魄的悬殊。临沂在抓二、三产业发展的同时，特别注重抓建大市场工作，以此活大流通，兴大经济。其辖区内有建材、五金、服装、百货等各种大型批发市场三十四个，经营摊点二万多个。每天有二十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参加交易。一九九七年实现商品成交额达二百九十二亿元，列全国工业、消费品的十大市场第三位。而黔江几乎没有辐射全国的大专业市场和商品批发基地。

临沂之行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市场繁荣。山东人重商的文化积淀，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又一次在齐鲁大地引爆，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和效应。

史料记载，当时位于今山东省的齐国，“通商积财”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到齐国做买卖的人“归之若流水”。什么原因能吸引各国的商人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打开关禁，降低关税，采取“五十而取一”的优惠政策，即税率仅百分之二，交了关税不再重复交其它税，小商小贩干脆免税。齐国还规定，带四匹马一辆车来的商人，免费吃饭；带十二匹马三辆车来的商人，既免费吃饭又免费供给饲料；带二十匹马五辆车来的商人，除上述优惠外，还专门配备五个服务员供其使唤。为了发展商业，齐国又规定，每隔三十里设一驿站，供外来商贾歇脚休息。此外，齐国还把完善市场、管理市场作为繁荣商业的重要手段，把儒家倡导的诚信原则、公平交易看成是培育市场的根本途径。如果有人胆敢在市场上缺斤少两，以劣充优，骗人钱财，罚款额高达百倍。

没有必要再进行横向比较了。黔江人已经感受到差距的压力如洪波涌起，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