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即一九八六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农业部、解放军总参动员部等单位选定武陵山区作为定点帮扶的重点区域，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扶贫开发工作。农业部历届党组对武陵山区的扶贫开发工作都很重视。何康、朱荣、刘中一、刘江、吴亦侠等同志都到过武陵山区。

陈耀邦在报告中多次提及黔江地区在发展粮食生产，壮大支柱产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和留下的成功经验。黔江县作为武陵山区二十一个国定贫困县的唯一代表，在大会上介绍了成建制脱贫越温的经验及巩固越温成果的措施，受到大会一致好评。

一九九七年，黔江县被列为重庆市首批成建制基本解决温饱，接受达标验收的五区县之一。为此，该县的扶贫工作在八年奠基，三年跃进的基础上进入了最后的克难攻坚阶段，即在一年内解决一九九六年底还没有越温的建卡贫困户三万五千六百余户、十三万三千余人的温饱问题。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该县紧紧围绕扶贫攻坚这个中心，集中领导，集中人力，集中财力物力，采取特殊措施，完成了扶贫攻坚任务。一九九八年一月顺利通过越温达标验收。但该县并未满足于此，而是头脑清醒，乘势而上，更积极主动开展了巩固越温成果的工作。

那次会后不久，我采访了黔江县政府正县级调研员、分管全县扶贫工作、有“扶贫专家”之称的宋永珍同志。

他说：“我县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只是走出了扶贫工作的第一步，离上级要求和各族群众的迫切希望差距甚远。”说着，他拿出自己的工作日志，作了具体分析，谈了四点理由——

一是全县一九九三年建卡贫困户中还有二千九百九十户、一万一千五百余人未解决温饱；二是去年实现越温达标是在工作大力度、资金大投入、全民大参与、老天爷大帮忙的情况下取得的，要巩固达标成果，稳定解决温饱的难度还很大；三是稳定解决温饱的“四个一”建设任务还相当繁重，同时，电、路、人畜饮水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四是农民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骨干经济支柱如烤烟等受市场波动和气候影响，很不稳定。

“因此，我们认为，实现越温达标后，扶贫工作不仅不能削弱，而且更应加强，不仅不能后退，而且更应扎实地前进。必须继续坚持以扶贫攻坚统率整个农村工作，切实做到机构不撤、队伍不散、力度不减、政策不变、帮扶照旧，强力推进扶贫工作向纵深发展。在成为重庆市首批成建制基本解决温饱的县之后，更应乘胜挺进，成为首批稳定解决温饱，并提前实现小康的县之一。”宋永珍说。

这次武陵山区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就是宋永珍代表黔江县上台作经验发言的。他的发言立即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共鸣。陈耀邦在讲话中指出，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巩固扶贫成果，根本改变贫困地区面貌，仍是一项长期任务。黔江县切实做到机构不撤、队伍不散、力度不减、政策不变、帮扶照旧，是有远见的举措，值得借鉴。

不久，重庆市有关部门决定，将黔江县作为重庆市的巩固越温达标示范县，在全市推广其经验。

黔江再次成为反贫的一个焦点。

好消息接踵而至：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底，秀山、石柱两县通过重庆市的越温达标验收，成为重庆第二批成建制越温达标县。

黔江人没有让党中央、国务院失望，没有辜负一九九六年五月国务委员陈俊生的切切嘱托。

18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日，人民日报在二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四川日报记者联合采写的深度报道《苦干兴黔江》。黔江的扶贫工作通过媒体的宣传，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

报纸的编者按说：

“任何一个关心中国贫困问题的人，对黔江的变化和成就都不能不感到惊喜。

“这里曾是我国自然条件最为恶劣、人民生活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但数年间，黔江有了变化，不仅基本解决了温饱，而且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等年均增长速度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黔江的变化，意义是深远的。有人不是对我国特困地区能否真正脱贫表示怀疑吗？有人不是对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能否最终完成信心不足吗？黔江作出了证明和回答。

“这种变化当然不是轻而易举的，更不能简单地类推说：黔江能变，别的贫困地区必然会自然而然地变。变化，是干部群众奋斗的结果。其间要付出说不尽的艰辛。黔江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不正是贯彻始终的苦干精神吗？

“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是政府和各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全党和全社会的责任。黔江的事实证明，不管外界如何扶贫，最终还是要靠贫困地区干部群众自己起来和贫困作斗争。

“应该感谢黔江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他们不仅为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争了光，为我们树立了扶贫脱贫的信心，同时也为广大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树立了榜样。”

了解背景的人都知道，这则报道的隆重推出，与陈俊生一个多月前的黔江行有直接关系。

陈俊生在黔江考察期间，农业部副部长刘成果、国务院扶贫办主任高鸿宾，也分别谈了自己的观感。

刘成果说，黔江我是第一次来，百闻不如一见，感受很深。扶贫效果令人振奋，增强了信心。更为高兴的是黔江在抓农业上效果明显。黔江的农业原来比较落后，现在却走到了全省的前列。我看你们农业可从三个方面总结：一是治田改土，打好基础；二是开发“两冬”，扩大复种指数，增大播种面积；三是推广良种良法，改革耕作制度，一改带三改。不管是扶贫也好，致富也好，奔小康也好，基础都是农业。

高鸿宾说，俊生同志对黔江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令人振奋。我看黔江这几年解决温饱，迅速发展的效果是特别明显的，但是黔江这种精神更重要。黔江的精神，黔江的效果使我们看到了实现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希望，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到目前为止，除了临沂地区以外，黔江可以算是一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典型。但是黔江的条件与临沂地区相比是完全不同的，有相当大的差距，即使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经过苦干，经过奋斗，也初步解决了温饱。所以这个典型对指导下一步全国贫困地区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希望在今年全国扶贫会上，黔江能讲讲经验，启发启发全国的扶贫工作。

是年九月初，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将黔江地区列为中宣部九月份向全国推出的重大典型，由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在九月下旬全国扶贫工作会召开前后，同时推出黔江的报道。

19 秋天，北京最美丽的季节。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历时三天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与贫魔决战的战舰从这里起锚。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议。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专门作了研究。会议期间，江泽民、李鹏、朱钅容 基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再次向世界表明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中国绝不把贫困带入二十一世纪！

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党全社会动员起来，为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而奋斗》的重要讲话中，讲的第四个问题就是苦干实干问题。

他说：“贫困地区要改变面貌，需要国家的扶持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但从根本上说，还要依靠各地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坚持不懈地苦干实干，自强不息，艰苦创业。”

李鹏总理在《加强扶贫攻坚力度，尽快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把解决群众温饱问题作为贫困地区经济建设的中心。

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贫困地区具体如何体现党的基本路线这个要求呢？这就要从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扶贫开发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把解决群众温饱问题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有什么事情能比群众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更大、更紧急呢？必须确立把扶贫开发作为贫困地区经济建设中心的思想，围绕这个中心加强扶贫工作。”

九月二十五日，大会总结。河北、山西、宁夏三省（自治区）和四川黔江地区、山东临沂市等地代表介绍了当地扶贫开发工作的经验。代表黔江介绍的是地委书记、行署专员税正宽。

是日，中央主要新闻单位都隆重推出了有关黔江扶贫工作的报道，形成强大的宣传声势。

人民日报报道的题目是：《黔江：同贫困决战》；

经济日报报道的题目是：《黔江：八年苦干出奇迹》；

中央电视台、农民日报等报台也在黄金时段和显著位置推出了报道。

昔日被讥为“蛮夷之地”，今朝仍很僻远落后的黔江地区，终于拂去了她头上厚重的阴霾，以其亮丽的形象，踏着坚实的步伐，走出黔江走向全国。

黔江能有今日的辉煌，除了黔江人苦干实干，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心系民众疾苦的结果。

让我们来回放这一组组历史镜头——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零年四川工作期间，曾四次到达黔江调查研究，特别是他决定将其从涪陵划出，分而治之这一大胆决策，为黔江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到北京工作后，他始终没有忘记这块他洒过心血的土地。一九九四年，他又第五次来黔江视察，了解变化，指导工作。

一九八七年农业部把黔江作为帮扶地区后，不仅安排资金，安排项目，而且年年派出干部挂职，蹲点扶贫，包括刘江在内的五位部级领导都专门来过黔江。另外，国家计委、国家民委、国家教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水利部、林业部、核工业总公司、烟草总公司、供销合作总社、总参动员部、中国农科院、中国林科院、致公党重庆市委等，都先后派人来黔江指导扶贫工作。

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从黔江地区成立后，平均每年来黔江一次。省委、省政府的现场办公会也是一年一次。张中伟年年来黔江。肖秧、宋宝瑞、杨崇汇也多次来这里调查研究，解决困难。

四川省内和黔江周边州、地新闻界敏锐地注意到：黔江正在崛起，那里有待人开采的“新闻富矿”。

最先行动的是四川日报。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五日，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评论员文章《学习“黔江精神”》，对黔江建区六年发扬苦干实干的黔江精神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号召全省其他民族地区都来学习“黔江精神”。

一九九五年五月中旬，湖北鄂西报派出精悍人员组成的采访团，来黔进行了为期十天的采访活动。从五月三十日到六月十四日，该报发表了七篇报道，用一万五千余字的篇幅，从不同的视角展示了自己的邻居黔江的新成就和新形象，引起反响。恩施州委、州政府发出通知，号召向黔江学习。

湘西、铜仁等周边地区的党报记者也慕名而来。

陈俊生率调查组来黔江作扶贫专题调查，无疑给新闻界再次传递了一个巨大信息：宣传黔江有戏！

一九九六年六月，四川日报派出记者来黔江采访，从七月初到七月底，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隆重推出了三篇重头报道和三篇评论。四川日报这一月成了“黔江宣传月”。

八月十六日，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中共四川省扶贫开发办党组联合写出《关于在全省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黔江精神”活动的报告》，建议全省学黔江。八月二十二日，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批转了这个报告，要求全省各市、地、州、县把学习宣传“黔江精神”的活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以推动农村经济和全省两个文明建设的更大发展。

同日，四川省委宣传部与四川日报社联合召开了“弘扬黔江精神”座谈会。宣传部副部长杜江、报社总编辑姚志能及省社科院、省扶贫办、省政府政研室、省委农工委、省民委、省文明办等单位负责人出席会议。大家认为，“黔江精神”的核心是苦干，精髓是务实求实，它反映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密不可分的联系，具有典型意义和广泛的示范效应。

20 “全省学黔江，我们怎么办？”

黔江各级干部和各族群众，并没有被阶段性的胜利冲昏头脑。

税正宽参加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后，立即赶回黔江，召开大会，部署新一轮扶贫战役。

早在九月初，地委办、行署办就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区开展“全省学黔江，我们怎么办”群众性大讨论活动。其讨论的内容包括：

一、如何深入理解“黔江精神”的实质和内涵，加强团结，振奋精神，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现阶段黔江面临哪些机遇？具有哪些有利的发展条件？存在哪些不利因素？怎样抓住机遇，克服困难求发展？

三、当前扶贫攻坚的重点、难点是什么？应采取哪些政策措施加速脱贫奔小康进程？

四、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快速高效发展黔江经济？

同时，地委还把九月份定为“调研月”，要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一段时间深入一个乡或一个企业搞调研，了解认识区情，摸清扶贫攻坚对象，明确扶贫主战场，为地委、行署制定下一阶段扶贫攻坚政策措施提供决策参考。在去北京前的九月五日至七日，税正宽率先垂范，深入彭水清平乡的保民村，夜宿贫困村农家搞调研。

为了了解黔江的精神状态，督促黔江开好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九月十日，四川省委副书记蒲海清，在省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陈官权等陪同下，来到黔江调研。临别时，他语重心长地告诫税正宽等地区领导：

“当前，黔江经验在全省乃至全国传播学习，黔江怎么办？不言而喻，黔江已成了过河卒子，只能进不能退，退下来不好向中央交待，不好向二百七十八万人民交待。因此，要正视现在的成绩，实事求是地估价成绩。如果实事求是地估价，则刚刚越过温饱，脱贫也才刚刚开始，致富还在将来。要不负盛名，抓好今后的工作。要进一步发扬黔江精神，发展黔江精神，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发扬黔江精神要发场团结、奋斗、拼搏精神；发展黔江精神要科学，要巧干，要实干。要树立科学精神，不断提高经济质量和生活质量，实事求是地奔小康。”

“全省学黔江，我们怎么办？”这确实成了黔江人在扶贫攻坚决战中的一道必答题。

21 一九九六年五月陈俊生的黔江行，既掀起一次“黔江冲击波”，又给黔江人上了一堂高屋建瓴的扶贫指导课，使黔江人并没躺在成绩册上睡大觉，而是对自己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一九九七年初，一份有关黔江绝对贫困的权威报告送到了地委、行署决策者的案头。

报告说：

“无论经济发展的水平还是解决温饱的程度，我区都有很大差距，饱而不温，饱而不稳，饱而不富，是我区贫困的最基本现实。”报告具体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这一现状——

一是相对贫困的差距越拉越大，消灭绝对贫困的步伐逐步放慢。一九八八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二百八十七元，分别比全国的四百六十三元，全省的三百三十九元相差一百七十六元和五十二元。一九九六年，全区为一千零五十八元，分别比全国的一千九百元，全省的一千四百一十四元，重庆市的一千四百三十元相差八百四十二元、三百五十六元和三百七十二元。另外，尽管一九九六年总体上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加二百三十五元，但当年稳定解决温饱的人口却比上年减少了近二万人。

二是贫困面大，任务艰巨。一九九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八百元以下（按一九九零年不变价低于五百元以下）的乡还有九十九个，村还有八百四十三个，分别占总乡数和总村数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和百分之二十九，尚未稳定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还有一百零六点四万人，占全区农业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三，这较之四年内全国解决百分之六点四，重庆市解决百分之十一点二的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任务更艰巨。

三是贫困程度深，难度很大。据统计，一九九六年人均纯收入在八百元以下的九十九个贫困乡中，人均纯收入比全区平均数低十八点七个百分点，且五百元以下（一九九零年不变价三百元以下）的特困人口为四十七点八四万人，占一百零六点四万贫困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

四是基础设施差，改善难度大。贫困村一般都饮水困难，不通公路，不通电，不通广播电视，要加以改善，需要大量的资金。

构成这种贫困现状的难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建卡贫困户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二是建卡贫困户缺乏稳定解决温饱的基础条件；三是建卡贫困户缺乏“明白人”。据调查统计，目前，在集中贫困的乡村和建卡贫困户中，农业结构调整尚未迈开步子，支柱产业建设没有形成气候，更没有覆盖到农户，现金收入极低，自我发展能力极弱。据典型调查，“四个一”项目中，户均有一亩找钱地或经济林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三，户均有一项骨干养殖业收入的只占百分之三十点七，户均转移一个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九，在建卡贫困户中人均占有半亩以上稳产高产农田的只占百分之三十九。建卡贫困户中劳动力文化程度在小学以下的占百分之六十三点九，缺乏实用技术的占百分之五十一点三。

黔江扶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要完成任务，其难度在全国仍是少有的。

黔江人再次被逼上梁山。

22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当黔江人刚刚从春节的浓厚氛围中走出来，便听到了地委、行署擂响的扶贫攻坚总决战的战鼓。

是日，全区扶贫攻坚工作会议在西山会议楼黔龙厅召开。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分管扶贫工作的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地直各部门负责人，各区、乡（镇）党委书记，共五百余人济济一堂，围绕地委、行署提出的扶贫攻坚目标任务、政策措施及地区领导税正宽、叶欣、刘学普等讲话进行了讨论。大家表示，一定要紧急行动起来，大打一场扶贫攻坚总体仗。

会议提出，打好打胜这场战斗，既是全区当前和今后几年农业农村工作乃至全区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下一步实现小康目标的战略任务。实施扶贫攻坚重大的战略转折和战略调整，是各级党政领导的神圣职责，要切实做到“五个转移”：一是指导思想要转移到中心上来；二是领导力量要转移到中心上来；三是财力物力要转移到中心上来；四是定点帮扶要转移到中心上来；五是工作目标考核要转移到中心上来。工作要突出重点，通过建设增粮、增收、增发展后劲的“三增工程”，从根本上稳定解决群众温饱。

几乎是在同时，重庆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在二零零零年前基本解决好全市农村三百六十六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决定由市级领导分别联系贫困区县，并组织全市各级党政机关、较发达地区、驻渝部队、人民团体和在渝的部分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工商企业开展对口扶贫。蒲海清、王云龙、黄立沛、窦瑞华、唐情林等领导分别联系酉阳、彭水、石柱、黔江、秀山这五个国定贫困县。尽管后来的联系领导有所变化，但力度是越来越大。

市政府研究室等二十二个市级部门，四川畜牧兽医学院等十所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重庆特钢（集团）公司等十五家大中型企业，以及渝中区、九龙坡区等发达地区，组成扶贫集团，和黔江地县的对口扶持单位一起，分别对县、乡（镇）村进行扶贫攻坚，取得了明显效果。

以黔江为例，重庆市黔江扶贫集团的十二个成员单位，分别帮扶该县九个特困乡（镇）。成员单位领导亲自带队深入特困乡调研，帮助制定扶贫规划，选派得力干部常驻特困乡挂职，积极捐钱捐物为贫困户排忧解难，为特困乡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据统计在帮扶的一年里，向该县特困乡捐资及捐物折款共计一百六十余万元。

夏杰，来自重庆市体委的年轻干部，对口扶持寨子乡，任乡长助理。该乡地理环境差，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自然条件恶劣。夏杰凭着一股子干劲走遍了全乡九个村，工作很快进入了角色。白腊村山高坡陡，单边步行需走三个小时，夏杰同乡干部一道，两次深入该村了解情况。他除了到地、县汇报工作，平常都住在村里，与乡党委、政府的干部一道开展扶贫工作。一年里，他争取到了三万元资金为乡中心校修体育场所，争取到了市体委向一些小学捐赠了体育用品等。为乡里劳务输出牵线搭桥，共组织了一百五十余人到重庆修建黄花园大桥，挣回现金四百五十万元。

上下一心，形成合力。黔江各级干部和各族群众，继续高扬“黔江精神”这面旗帜，冲锋陷阵，迎难而上，使全区的扶贫攻坚工作取得了节节胜利。到一九九八年末，全区建卡贫困人口由两年前的一百零六点四万人下降到二十三点六万人。加上十六点四万返贫人口，黔江全区还有四十万人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

“绝不把贫困带入二十一世纪！”这一豪迈的宣言，激励黔江人背水一仗，义无反顾，在一九九九年，与纠缠千年的绝对贫困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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