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二月九日晚八时三十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专栏节目播出《政府搬进农家》的调查。黔江一个昔日被称为“贫困顽石”的高山大盖以其崭新的姿态亮相于全国观众面前。它像武陵山 中一根破土的春笋，向人们传递着春天的喜人讯息。

电视镜头尾随着进盖的汽车，渐渐把人们的视野带入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东南边缘海拔一千二百多米的麒麟盖上。在幅员二十多平方千米的高山丘陵地带，居住着麒麟、莲池、高尚三个村三百多户人家，一千二百多土家人，属两河镇管辖。盖上人若要到镇上去赶场，来回要走十多个小时。

“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古人常拿麒麟象征祥瑞。但麒麟盖人并没有因拥有这个吉祥的名字而瑞气盈门，反而因山高路远，自然条件恶劣，管理上鞭长莫及，使经济处于长期落后的状态。一九九三年，这里仍是电不通、路不通，三个村人均年收入不足三百元，人平粮食不足三百公斤，建卡贫困户达二百四十五户九百零七人，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七十五。这里人畜饮水特别困难，每年至少有两个月要到十几里以外的一个叫南溪河的地方背水。特别令人诧异的是，在同类地区推广了五六年的玉米地膜履盖栽培技术，竟然被这里的人拒之门外，人们顽固地沿袭几千年来的刀耕火种习惯。虽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年劳累到头，日子仍是凄苦异常。

住的是“千脚房”，

穿的是“的确凉”，

吃的是“混沌汤”，

照的是“月亮光”，

睡的是“高低床”¨¨¨

麒麟人在苦熬。麒麟盖在呼唤。

如何让麒麟盖成片的贫困户尽快脱贫？黔江县委、县政府在思考，两河镇党委、政府在解答。

麒麟盖贫困的症结，主要是由于山高路远，信息不灵，群众观念落后，地膜玉米饱肚、商品农业挣 钱等行之有效的扶贫措施难以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宽阔的土地，丰富的草场，在静静地沉睡。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日，两河镇党委、政府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作出一项十分有创意的决定：在麒麟盖设立扶贫工作管理委员会，镇政府机关干部分批轮流上山落户，带领群众脱贫。镇党委、镇政府立下军令状：

“成败在此一举，群众不脱贫，管委会就不撤，挂靠干部就不脱钩！”

方案一公布，立即有五名年青人当场请缨。他们是：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李世红，组织干事熊正伟，人武干部刘霞超，计生专干王明楼，林业员张永富。

第二天清晨，这支由李世红为组长的扶贫战斗小分队，来不及告诉家人，就冒着寒风冷雨，搭了一辆猪贩子上山收猪的旧货车，匆匆出发了。

从此，政府搬进农家扶贫。

李世红等人一上盖，就走东家，跑西家，听取群众心声，了解群众苦情，组织村党支部、村委会座谈讨论，迅速拟订了近期和两年内的工作目标。他们坚持自己挖地种菜，轮流煮饭，到十几里外的山崖下砍柴、挑水，绝不给群众增添一点麻烦。隆冬时节，盖上吃不上蔬菜，大家就用开水加盐巴下饭，边吃边扯白：“这‘玻璃汤’还是学大寨那阵吃过，已有好多年没尝了呢！嗯，好吃！好吃！”他们手把手教群众种地膜玉米和烤烟，经常给群众当帮工，却连水都不喝一口。

通过发展烤烟等支柱产业，麒麟盖人在短短两年间创造了奇迹——

新修公路七条总长十一点二公里，实现了组组通路；

修筑大小蓄水池四十多口，使家家户户接通了清洁的自来水；

家家照上了电灯，户户有了电器，三个村百分之三十的农户安装了电视地面卫星接收器，百分之七十的农户有了电视机和洗衣机，百分之九十的农户有多功能粉碎机，百分之五十的农户有收录机，百分之六十的农户有电饭煲；

部分农家买上了汽车跑运输，百分之十的人家买上了摩托从事商贸活动。

麒麟盖上这头“麒麟”显灵了！

专题片的结尾引用国家扶贫办有关负责人的话高度评价了这一扶贫举措：

“麒麟盖的变化是黔江县的一个缩影，也是黔江地区的一个缩影。它是苦干苦干再苦干的黔江精神的生动体现。这说明我们的各级干部，只要动脑筋，用真情，下苦功，就能找到攻克群众贫困顽症的办法。从黔江麒麟盖上的变化，使我们看到了在二零零零年前我国解决绝对贫困的希望。”

2 当二十一世纪即将分娩之际，在古老的中国为几千万人的吃饭问题合力攻坚之时，西方的学者是最不甘寂寞的，他们早已为这个百岁婴儿勾画容颜，展望前景了。

我的案头，摆放着来自大洋彼岸美国的两位学者撰写的大著：一个是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三本科普预言读物；一个是大名鼎鼎的莱斯特·R·布朗博士的研究报告《谁将养活中国》。

托夫勒在他的《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和《权力的转移》这三本书里，向人们勾画了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二零二五年的七十五年间，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变革的大致轨迹。托夫勒认为，正在到来的新世纪，不论现在看来多么混乱无序，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知识的急剧膨胀与迅速传播。新的科学理论和技术知识，每天都在更新，昨天还是科幻小说中的题材，今天就已变成了现实。谁拥有大量知识，谁就能在未来的世纪中获胜。托夫勒大胆预言，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知识将成为财富的源泉，知识就是财富，世界将进入“超级信息符号经济”时代。

托夫勒的观点在中国知识界和权力高层引起强烈反响和连锁反应。人们在思考：面对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将做些什么？

然而，严酷的现实并没有让人们长久地沉漫在托氏勾勒的好梦中。

一个叫布朗的美国人站出来。他同托夫勒虽不是有意作对，但他唱的确实是反调。

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世界观察研究所，是一家以研究人口、环境、粮食等著称的非赢利性环境研究机构。所长就是莱斯特·R·布朗博士。

布朗出身农家，小时曾在老家新泽西州种土豆。读大学时，他曾获得过美国总统亲自颁发的“天才奖”，也是哈佛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各种学位的获得者。大学毕业后，他被聘为农业部的研究员和部长顾问。离开农业部后，他创办了世界观察研究所（Word Watch Institute）。

由于布朗对国际环境运动的贡献，他曾获得一九八九年联合国环境奖和一九九五年“蓝星球奖”。

从一九九四年九月开始，布朗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相继就中国未来的粮食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看法，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未来中国粮食观”。

他预言，到二零三零年时，中国将出现无法养活自己的局面，世界也无法向中国提供足够的粮食，中国将在消除以食不果腹为主要标志的绝对贫困后三十年，再次陷入饥饿的绝境。他认为，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是追求经济增长的时代，粮食产量的记录被不断刷新。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粮食生产和经济增长都没有遇到较大的来自地球自然系统极限的阻碍和限制。但是今天，一个全新的、陌生的“食物危机”时代就要来到了。他预言，当拥有世界百分之二十三的人口的中国准备加入到富国的行列并以同样的高标准来生活的时候，这种向“食物危机”时代的过渡被大大地加快了。布朗断言，“大批进口粮食，将成为中国不可避免的命运。”他甚至肯定，粮食短缺就像是悬在中国头顶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中国发生粮荒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

布朗预言的下个世纪将是饥饿的世纪，开始的时间与托夫勒预言的“超级信息符号经济”时代的时间相差仅五年。

一九九六年三月，美国专门召开了一次“中国的粮食问题：现状分析及二十一世纪的预测”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国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及商界代表八十多人。为了获得此会信息，美国商界许多人士甚至出价两千美元才能得到一张入场券。可以想象布朗这颗“炸弹”扔下去的反应有多么强大。

3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八日，在联合国总部的公共大厅里，作为国际消除贫困年的重要标志，一座两米多高的大型电子数字显示钟竖立起来，时钟的数字在飞快地增长，一分钟增长四十七个。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塞斯在启动这座贫困钟时提醒大家：“我们每天有六点七万多人，每年约有二千五百万人加入贫困的队伍。它也表明国际社会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正在采取措施阻止和扭转这一趋势。”

贫困问题是一个举世关注的难题，也是社会进步面临的严峻挑战。在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的同时，贫困问题不但没有相对缓和，反而日趋恶化。贫困国家和贫困人口越来越多。在九十年代的前五年，全世界绝对贫困人口从十亿增加到十三亿，并以每年二千五百万人的速度增加。目前，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中美洲、巴西和中国。世界贫困人口的一半生活在南亚地区，非洲人口的一半挣扎在饥饿线上，拉美地区有近两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九九七年七月发表的《一九九六年度人力资源发展报告》表明：

世界上最富有的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与最贫穷的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其收入之比已由三十年前的三十比一，扩大到六十一比一；世界上三百五十八名最富者的收入相当于二十三亿穷人的总收入，而后者竟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

世界银行《一九九六年世界发展报告》显示：

在统计的一百三十三个国家和地区中，一九九四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低的是卢旺达，仅为八十美元，而最高的瑞士却高达三万七千九百三十美元；

五十一个低收入国家有人口三十一点八亿，一九九四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只有三百八十美元以下的国家有三十一个；五十七个中等收入国家有人口十五点七亿，一九九四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二千五百二十美元；二十五个高收入国家只有二点五亿人口，一九九四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值却高达二万三千四百二十美元。

贫困不仅体现在国与国之间、不同地域之间，还体现在一国之内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全球面临着一个贫困化问题。有关资料表明，一九九四年美国最富有的百分之五的人占有了全部美国人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二，而最底层的百分之二十居民的收入占美国人全部收入比例仅为百分之三点六。在澳大利亚，最富有的百分之二十家庭的收入是所有最贫困家庭收入的九点六倍。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拉美是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像危地马拉、巴拿马和巴西，富人的收入是穷人的收入的三十倍。

贫穷像瘟疫一样在全球蔓延！

消除贫困，济世救民，成了国际社会一项迫切任务。

一九四五年联合国成立时，消除贫困便写进了庄严的宪 章中。

一九九二年底，第四十七届联大通过决议，确定每年的十月十七日为国际消除贫困日，要求各成员国宣传和促进全球消除贫困的工作，采取具体的扶贫行动。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联合国秘书长加利面对全球十三亿贫困人口，又正式宣布一九九六年为国际消除贫困年，以促进全球采取更有效的行动，在最短的时间内消除贫困现象。

4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一位伟大老人挥动巨手，慷慨激昂，亲自设计了一场亘古未有的反对贫穷，追求富裕的大决战，古老的东方大国不再沉默，一曲又一曲《春天的故事》在神州大地唱响。

中国政府为帮助落后农村摆脱贫困所作的不懈而富有成果的努力，引起世界瞩目。

资料显示，从一九七八到一九九六年的十八年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二点五亿减少到六千五百万，由占世界贫困人口的四分之一降到了二十分之一，由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二十六下降到百分之五点四。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成就。

一九七八年以后，全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第二次解放”，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到一九八五年，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从一九七八年的一百三十三点五元增加到三百九十七点六元，增长百分之一百九十七点六，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实际增长百分之一百三十二点四，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一步目标，即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已经基本实现。

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历史以及自然、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到一九八五年底，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二百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仍有一点零二亿，占农村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二点二。贫困人口居住较为集中，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主要分布在二十二个省（自治区）的六百九十九个贫困县，其中有四百三十个贫困县分布在十八个集中连片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又多数位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和中部。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国家为贫困地区的开发制定了近、中期发展目标，即“七五”解决温饱问题；“八五”做到“两个稳定”（稳定地解决温饱问题，使贫困户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争取“九五”期末即到本世纪末，在全国实现小康的时候，贫困地区的贫困户摆脱贫困，多数农户过上较宽裕的生活。

世界银行认为，中国的扶贫工作“要比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作的努力成功得多”。在一九九零年发展报告中，世行指出，中国是亚洲乃至整个世界发展中国家贫困发生率最低的国家。世行根据中国“七五”期间贫困程度缓解的进度测算，预计本世纪末中国贫困人口发生率为百分之二点九，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百分之十八的平均水平，也远远低于人均国民收入大大高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世行行长科纳布尔曾在世行年会上高度称赞中国政府在解决贫困方面的成就，表示要积极支持中国政府消除剩余贫困问题的计划。

亚洲银行也很关注中国的反贫困工作。在《中国贫困问题与世界银行的策略》的报告中，决定把援助中国的重点转移到贫困地区方面来，首先向中国西南地区提供援助贫困的专项贷款。

亚洲开发行一九八九年十月选定在北京举行亚行第七次关于消除贫困的社会经济政策圆桌会议，请中国扶贫工作单位介绍情况。会议指出：“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它消除贫困的经验可供别国借鉴。”

有鉴于此，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和组织都纷纷表示，继续支持中国政府的努力，以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成功地完成《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5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三日，秋高气爽，风和日丽的北京迎来了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江泽民、李鹏、朱钅容 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期间，河北、山西、宁夏三省（自治区）和四川黔江地区、山东临沂市等地代表介绍了当地扶贫开发工作的经验。

江泽民说：“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我们党领导人民搞革命、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富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也是为了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富起来，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追求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也要兼顾公平原则，更要对贫困地区采取有效的扶持政策。”

李鹏说：“到二零零零年，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半个多世纪，经过了两代人的奋斗，如果仍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生活在贫困之中，怎么体现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怎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这些身负重任的各级共产党人，一想起这个问题就会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国务院制定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就是要下决心在本世纪末稳定地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绝不能把这个问题推到下个世纪。”

会议明确提出，在贫困地区，讲政治首先要讲关心群众疾苦；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首先要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中心。

有关专家指出，在中国扶贫工作攻坚阶段，需要贫困地区及有关部门对扶贫工作的形势任务、对象标准、产业选择等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来一次再认识。否则，就难以完成历史赋予的责任。

认识一：何为攻坚？

国务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陈俊生在一九九七年四月一日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剩下的五千八百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和自然灾害多发区等，这都是扶贫工作中难啃的硬骨头。在今后三年多时间里，平均每年要解决一千七百万左右的人口脱贫问题，相当于近三年来的脱贫人口的总和，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认识二：扶贫工作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高鸿宾撰文指出：“必须明确，到本世纪末扶贫的任务既不是脱贫致富的问题，更不是解决地区差距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到二零零零年之前，要求所有贫困地区都摆脱贫困，或者说脱贫致富，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当务之急是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

认识三：工作对象要搞清。

工作对象是根据贫困标准决定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贫困县的标准，一个是贫困人口的标准。

有关专家撰文指出：“国家重点贫困县的标准是一九八六年确定的。当时的标准是以县为单位，以一九八五年为基数，农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一百五十元，少数民族地区二百元，在民主革命时期做出过重大贡献，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的老革命根据地，如延安、井冈山、大别山、沂蒙山这样的地方，放宽到三百元。”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工作标准，即根据扶贫资金的规模，确定扶持多少县。一九八六年国家增加十亿元专项扶贫资金，确定了三百三十一个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如果当时增加一百亿元，标准可能会适当放宽一些。一九九四年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对标准作了一次调整。当时的标准是“四进七出”：一九九二年农村人均纯收入低于四百元的县纳入到国家重点贫困县，超过七百元的县退出国家重点贫困县行列。经过这次调整，国定贫困县由一九八六年的三百三十一个增加到五百九十二个。范围之所以扩大，是因为国家用于扶贫的投入增加了。这五百九十二个县基本囊括了当时没有解决温饱的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大约有六千万，加之其他一些零星插花的贫困人口两千万，总共是八千万人。

中国贫困人口的标准既不是相对贫困的标准，也不是国际通行的贫困标准，而是一个维持基本生存，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温饱标准。一九八六年国家统计局搞了一个专项调查，根据中国国情确定农村贫困标准是二百零四元。根据这个标准，把通货膨胀、物价变动指数计算在内，《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解决温饱的标准就是到二零零零年人均纯收入要达到一九九零年不变价五百元，大约是一千二百六十元，使贫困人口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尽管饭不丰盛，衣服不好，房子不太漂亮。

认识四：产业选择要更加明确，扶贫资金要用在刀刃上。

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指出：十年扶贫最主要的误区就是有些同志始终认为只有办工业经济才能发展，只有办工业才能增加收入。这很值得研究，起码是现阶段这条路走不通。算工业帐，首先得算扶贫的钱。现在扶贫资金每年是一百五十四亿元，加上专项资金和贴息六亿元，一共是一百六十亿元，这意味着每个贫困人口仅有一千五百元钱。这些钱发展种养业解决温饱问题已经是勉为其难了。现在国有企业安排一个职工就业通常要投入一点八万元，如果靠工业来解决几千万人口温饱问题，要投入多少钱？扶贫就是要抓跟解决温饱有直接关系、与增加贫困人口收入有直接关系的产业，如种植业、养殖业、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当然工业也不是绝对不办，不上工业指的是不上一般性工业，以当地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还是可以考虑的，但要和当地种养业的规模相适应。

这次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后，中国的扶贫工作，以其认识的清醒深刻和行动的广泛参与为标志，掀起了新一轮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