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王功权的会客厅一坐下，他就把话题集中到了生意上。

会客厅在二楼，大约四十平方米。在楼梯口安放着一架珠江牌钢琴，紧挨着的是一部松下大屏幕彩电，一部春兰牌空调机。围成半圆的沙发中间放着茶几，上面有一束塑料花，一只帆船模型。由于客厅摆设的小康化，他的上千册图书只好委屈地躲进卧室了。

王功权的大儿子现在中央民族大学读国际经济，正准备考“托福”赴美深造。二儿子在重庆市艺术学校读中专，主修钢琴。他家一共有四部电话，包括两部座机和两部手机，主要用来联系业务，每月电话费上千元。

王功权的家在华丰乡桥头村，滔滔龙河从门前呼啸而过。过去这里是城郊，现在连结老城和鲤塘坝新区的水泥路把这一带也变成了城区，街道上安放着单臂式花瓶钠灯。入夜，华灯绽放，柔和的灯光勾勒出他家那幢三楼一底的砖房的灰色轮廓来。

从外观看，这幢房子并不气派华美，连瓷砖也没贴上一块。唯一不同凡响的是，这里比周围的住户都热闹，底楼的门面每天都有人背着大包小包的兔毛进进出出，一张简朴的办公桌放在右边的门口，上面放着算盘和计算器。墙上挂着一个白底黑字的木牌，上书：“城东土畜产经营部。”这就是他的私营企业的牌子。旁边挂着重庆市委、市人民政府命名颁发的“重庆私营企业五十强”的匾牌。

门面的里面，有三间大小不等的房间，大的那间是选毛房，两间小的是储毛房。

我去采访他那几天，正是盛夏时节。王功权因人手打紧，亲自到门市部收毛、开票。他中等个子，满脸和蔼，一身兔毛。迎来送往，十分忙碌。

县工商局提供的一份《重庆市私营企业大户推荐表》记载：

王功权，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华丰乡桥头村一个贫苦的土家族农民家庭，初中文化，五届、六届县政协委员，县工商联副主委，县十五届党代会代表。从一九九四年以来，四年平均每年经销兔毛六十五吨，年销售额一千二百一十万元。一九九四年九月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命名为“优秀私营企业”，一九九七年二月被重庆市委、市人民政府命名为“重庆私营企业五十强”。他和妻子秦泽凤分别于一九九四年和一九九二年入党，夫妻双双年年都被乡里或县里评为优秀党员。

县工商局个体股的同志告诉我，一九九七年，石柱县登记注册的两千多户个体工商户共为国家上缴税收一千一百多万元，而王功权一家就上缴了五十多万元。也就是说，石柱一百元的工商税收中，王功权一家就占了五元。从人平数来看，王功权一户相当于石柱一百户个体工商户所作的贡献。

如果从他一九八六年底正式经营兔毛算起，王功权这十多年累计向国家贡献的税费已超过了五百万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王功权和石柱许多贫困农民一样，过着“吃粮靠返销，用钱靠贷款”的日子。以后，王功权偷偷做起了三四年的烟叶生意，赚了点钱，也积累了一些经商的经验。一九八二年，酷爱音乐的他考入县文工团搞民乐演奏。土家唢呐，苗家芦笙，他都能来两下。对西洋乐器萨克斯，他也挺在行。一九八四年，由于两个孩子先后降临，文工团的二三十元薪水已难以满足家里的花销，他万般无奈之后辞职，放下心爱的唢呐、芦笙和萨克斯，背起背篼，提起杆秤，和秦泽凤一起，做起兔毛等买卖来。

从此，一家为石柱经济作出特殊贡献的个体户诞生了。他们用勤劳的双手称进称出，用飞快的双腿走南闯北，使石柱的兔毛飘出土家山寨，走向全国，远销东亚、欧美，为当地的农民换来了一捆捆亮闪闪的票子。

10 赶溜溜场是当地土家农民为增加商机采取的一种游击式购销方式。

参加集市交易，习称赶场。石柱集市，也同其他地区一样，“工商庶贾，荷货而聚，日中为市，日斜市散”，久沿成例。王功权两口子先是做小百货。渐渐地，秦泽凤对经销禽蛋产生了兴趣，而王功权则迷上了购销兔毛。

由于步行实在太苦，秦泽凤给王功权买了一辆没有刹车、走起来嘎嘎直叫的永久牌旧自行车。那时，买新自行车要通关系走后门，一般人无权享受。

就是这部破旧自行车，改变了王功权的人生航道。

一九八五年仲春的一天，万里无云，春阳高挂。

这天，王功权早早吃了一碗面条，带上杆秤，骑上那辆自行车，哼着笛子曲《扬鞭跃马送粮忙》，向大歇乡奔去。这天逢场，乡场甚为热闹。王功权在街边一个并不起眼的地方占了一席位置。

“是王老板嗦，今天我们有好兔毛卖给你！”还没把摊子铺开，就有兔农围拢来。

王功权觉得是一个好兆头，高兴地招呼大家：

“排好队，依起轮子择毛过秤，今天有好多毛，我收好多毛！”

他一边过秤，一边用圆珠笔算帐。凡是几角钱的尾数，就给兔农加成整数，付成一块钱，宁可自己亏几角，也不麻烦别人补钱。价格当然以质论价，只要毛好，出价都高于市场均价。所以大家都爱找王功权做生意。王功权认一个死理：没有短平快的生意，只有长流水的买卖。

“还是王老板够意思，下回我们又卖给你哟！”大家得了钱，免不了都要给王功权几句客套话。

王功权给大家打一支香烟，毕躬毕敬地点上，说：

“拜托大家都把兔儿养好，只有锅里有了碗里才有嘛。”

不到半天时间，五六个日本尿素口袋全塞满了兔毛。用算盘一合计，有五十公斤。他把兔毛绑上自行车，连饭也舍不得吃，就脚踩踏板，一阵风似地往屋里赶。

自行车跑了一会，到了离乡场六七公里的一个斜坡上。几部汽车迎头驶来，扬起阵阵尘埃，王功权让过了车，但眼睛无法睁开，兔毛袋把路边一个老婆婆挂倒了。

王功权急忙停下车，去扶老婆婆。但她趴在地上，硬不起来。

“是哪个龟儿瞎了眼，恁么野！”随着一声粗重的吼叫，呼啦啦围上来几十号人。

王功权急忙道歉：“对不起，我背到医院去医。我拿五块钱，哪个给我看一看兔毛，行不？”

没人答应。人家明明要敲他一下，这点钱肯定不行。

他把人送到医院检查，没有受伤。但王功权是善良人，自愿给老婆婆送一百元钱，又请她的亲戚吃了一顿饭，才回到出事地点，捡起路边被人撒满一地的兔毛，摸黑往家里赶。回到家一说，夫妻双双抱头痛哭了一场。

这件事给王功权以很大震动：生意上要成大器，靠一个人单枪匹马不行。我王功权必须变得强大起来，才能在生意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11 一九八五年是石柱长毛大调兔种大发展和商场上大决战的一年。通过商品价值规律这根导火线，点燃了全县群众的养兔热情。

资料记载：是年，该县通过从外地大量引进良种，培植种源，为全县打下了良种繁殖基础。全县已能调出兔种，定价每公斤飙升至一百元，兔毛价格上扬到每公斤一百九十元。一时间，市场形成兔种兔毛两贵于它的火爆场面。从农村到城镇，从农民到机关干部，几乎家家都养起了长毛兔。全县年末圈存达到九十九万余只，吸引了青海、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有关地县来此抢调兔种。

兔毛的疯价，也牵动了重庆市畜产品进出口公司的目光。他们派员到石柱，希望石柱能有一个经营实体，负责为他们收购两万公斤兔毛，以此结成产、供、销的链子，互惠互利，以销促产。

县委、县政府对此事十分重视，决定由一名副县长负责促成此事。经过积极筹备，六月十三日，石柱县农村经济开发公司正式挂牌。公司挂靠县供销社，专营兔毛，负责完成与重庆公司的两万公斤合同。办公地点设在县联社综合楼二零九室。县里规定，从今后起，区乡供销社收购兔毛一律交县联社，不能自行外销，否则重处。同时，不准私人收购兔毛，坚决打击二道贩子。

在今天看来，这一举措带有浓烈的计划经济色彩，但对该县的兔毛生产确实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六七两个月，就收购调交兔毛一万一千余公斤，不但能完成合同，还将有大批兔毛待售。年末，全县供销系统共收购调交兔毛十万余公斤，总值一千二百多万元，创税收近两百万元。

这是该公司在十三年历程中最辉煌的一页。

然而，这种垄断性质的行为，对王功权等所谓的二道贩子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但王功权并没有灰心。在捕捉商机上，他这个人，只要有针眼大的一个洞，也会像蚂蚁一样拼命朝里钻。当时，县上在发动群众签订售毛合同时，规定不带强制性，意味着不是所有的兔农都签了合同。这给王功权等人留下可乘之机。加之石柱处于川鄂边境之地，很多兔农都信任他，仍从多种渠道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王功权不想栽跟斗，仍以自己生产的名义将收来的兔毛交到供销部门。但国营公司并不饶过他：

“不行，还要选一次！你王功权养了这么多年兔，还不晓得咋个选毛嗦？”

收购人员故意奚落他，很不耐烦地把他的兔毛踢了一脚。

王功权本已选了两次，无奈，只好再选一次。选来选去，一过秤，收来的兔毛连本都保不住了。

王功权肚里冒火，又不便发作，摇着头走了。

这一年下半年，王功权亏了一万元，几乎赔光了所有的积蓄。每当他从南宾路二十一号开发公司门口经过，看见那熙熙攘攘的收购场面时，心里就翻起一股说不出的酸楚。他想起那次“撞人事件”，认为联手经营的时机已经成熟。

“邀几个人，成立一个私营公司，合理合法经营兔毛，才能改变目前散兵游勇受人欺的状况。”王功权再也憋不住心中那个欲望了。

12 时令进入一九八六年，这是农历的虎年。但长毛兔价格却泰极否来，连续下跌，未显虎威。

县里为保护这一新兴产业，要求供销部门进一步让利农民，以高于国家指导价约百分之三十的价格收购兔毛，并从县财政挤出二十万元扶持长毛兔生产，供销部门积极开辟销售渠道，总算使兔毛下跌的势头得到暂时遏制。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是以公司的严重亏损为代价的。八月二十一日，公司不得不改弦易辙，以自有资产折价六十多万元，与重庆皮毛厂合作成立了富裕贸易公司。但供销社的公司并不因这一改名而改掉亏损。以后又恢复原名，艰难地运转。

王功权和其他七八个体经营者，在兔毛价格下跌最快的五月成立了股份合作制私营公司。他们乘坐两部大货车，跑贵阳，下广州，送货上门，但四个多月仅卖出五吨兔毛，每公斤仅卖到四十五元。公司人平亏损七八千元，大家不得不草草收兵，铩羽而归。

王功权失业了。他呆在家里，面壁枯坐，再也吹不响欢快的笛子，而把忧伤灌进那支已上锈的萨克斯里。

两个月后，他再也憋不住了。他邀约几个人，于年底再次成立了兔毛销售公司。到了一九八八年初，公司因县里打击所谓“二道贩子”的措施更严厉，大家不得不散伙。大家到重庆、成都一带去转了一圈，表面上是旅游，实际上是去避避风声，以图东山再起。

经过这几次折腾，王功权悟出一个道理：如果大环境不好，如果国营企业老是由政府保护实行垄断经营，个体经销商即使全都抱成一团，也很难有发展天地。同时，垄断既撵走了外商，也扼杀了本地的个体收购者，兔毛市场的开拓就成了问题，“外商一来价就好，外商一走价就低”的局面就很难扭转过来。

不久，石柱的兔毛市场全面萎缩。县里不得不放宽个体经营政策。王功权开始单干了。

一九八八年三月，王功权将库存的一吨兔毛直送长沙，迈开了由专事收购到走出山门进行直销的第一步。由于他为人诚实，注重信誉，先后引来重庆、广州、安徽、浙江等省市的客商来到石柱。其他人也仿其所为。一时间，兔毛商云集南宾、临溪、黄水三个兔毛专业市场，他们与全县上百人的个体销售队伍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从而改变了人走市凉的局面，稳定了兔毛价格。

生意越做越顺手了。王功权开始在家里开起了兔毛半成品加工厂。

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零年，他与湖南长沙和衡阳外贸部门建立长期联系。两年共赚了二十多万元。

一九九零年，王功权还与浙江富阳外贸部门联营，并再到广州试手。由于兔毛质量好，他终于在风云变幻，大款如云的广州市场站稳了脚跟。

一九九一年，王功权又开始帮丰都县外贸部门收购、加工兔毛，共出售上百吨，自己赚了三十万元。该县外贸部门也通过和他联手，一举扭亏为盈。

这样，从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三年，王功权每年以平均二十万元的利润，向工商部门上缴二十万元的税费，成为黔江地区最具实力、纳税最多的个体大户。

他没欠国家一分钱的货款，也没欠别人一屁股烂帐。

13 但王功权并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外地兔毛商在他面前一掷万金，不可一世的神态，使他感到自己的钱还是太少了。

他在暗暗叫劲，积蓄力量，巧妙周旋，争取来日将他们在石柱的位置取掉。他认为他离这个日子不远了。

由于王功权与一批本地经销商的崛起，长驻石柱的外地经销商越来越少，他们把王功权视为代理商，需要货打个电话，拍个电报就可以了。

王功权便从这个缝缝钻进去，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名字就叫石柱城东土畜产经营部，乍听起来就是一个门市部，和他的为人一样朴实。但别小看这个占地不足一百平方米的私营企业，它于一九九三年一出现，就向县里的国有企业下了挑战书。

石柱农村经济开发公司磕磕碰碰走到了一九九四年后，开始连年亏损，到一九九七年底已资不抵债。曾是计划经济的受益者，如今成了市场经济的殉道人。

王功权的经营却是所向披靡，节节胜利。从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七年四年共销售兔毛二百六十吨，共为国家上缴税费二百五十万元，自己成了百万富翁。

这相当于篮球场上小个子打败大个子的一个成功战例。与受政府呵护的国有企业比较，王功权显然是个“小个子”。篮球场上，小个子要打败大个子，难度很大。王功权为啥会赢了一场又一场呢？说穿了，一要“敢”，二要“巧”。

我向王功权请教，他却说：

“做生意是没有窍门的，以我之见，一是要诚实守信，绝不涮人；二是要面对市场波动，把握一个平衡，始终以质取胜。你去过杭州吧？兔毛市场就像钱塘江的潮水，有上涨就意味着回落，有回落就包含了上涨。”

真正的商人必须具有仁爱之心。王功权一家就是这样，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拼命赚钱，但并不爱财如命。

他说：“钱不用是纸，但钱又必须用在刀刃上。”

县工商局一份统计资料表明，近四年来，王功权向社会捐助金额高达十五万元。其参与精神文明建设，回报社会的表现，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实际上，王功权一家付出的还远不止这些。

我采访他时，他拿出一个皮子发黄的大信封，里面装着乡亲们借钱的字据。

他说：“借了好多，我没统计过。”

我当场作了一番统计，费了半小时时间，才得出结果：借条共二十五张，总金额高达二十四万六千七百八十元。主要用来支持乡亲们生产。最早是十多年前就借的。借钱有时，还钱却遥遥无期。对此，王功权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豁达与大度。他对乡亲们因暂时困难而还不出钱表示理解，从没去追过债。

谋求合法的自身利益能间接给人民带来好处。这是亚当·斯密的观点。他在《国富论》中说：“如果你想帮助穷人或造福公众，一般不会如愿以偿。但如果你谋求自身利益，那就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似的，反倒能造福公众。”

这段精辟的论断，是对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的充分肯定，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

王功权正起着这样的作用。

谈到今后的打算，王功权信心百倍地说：

“在二零零零年前，我准备投入三百万到五百万元，扩大规模，使我的经营部成为集团经营实体，既销售兔毛，又通过加工成品，使兔毛增值，以此成为全国最大的兔毛私营企业。”

以他的诚信坚韧，精明干练，我想，这不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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