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凶猛的巨蛇阻隔征程，蜀国的五名壮士想到的是以身殉职，破石开山，从而实现打通蜀国出口、蜀秦互通人烟的梦想；

当苍天因破漏而即将坍塌，女娲 想到的是奋不顾身，炼五色石以补之，斩鳖足以撑之。

这些，自然是人类的神话，或者是人类的童话。

然而，人类又正是从天真的幻想中走向成熟的，从而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跨越。

当日历翻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黔江这块世代封闭的边远之地，停滞在传统农业的趸船上，仍然难以听到山外拍岸的惊涛。生产要素的配置，资源的取用，劳动力的使用转移，生产技术的运用，市场的建设，大多在一个行政区划的圈子内进行，自给自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历史的轮子终归是要转动的。纵然有智叟的讪笑，愚公一家仍充耳不闻，终日挖山不止；纵然有粉身碎骨的危险，蜀国的五名壮士仍是一往无前，舍身忘死；纵然有成为齑粉的灾难，女娲仍要头顶苍天，拯救众生。智者是前卫者，智者又是殉道者。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当319线全路段大都被水泥路、沥青路等高等级公路所代替，黔江这一段仍是素土路面的等外级公路，五十多年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中央新闻单位一记者便戏称这一段为“国道319线公路的断流处”。

司机们在这一段有“三怕”：一怕过酉阳县境内的高坎子，据测算那里的海拔高度达一千四百多米，是整个319线海拔的最高点，一年有三个月左右的积雪期；二怕过黔江县境内的梅子关，那里以弯多路滑著称，是望而却步的“鬼门关”；三怕彭水县境内的火石垭，那里山势高峻，弯多路滑，是过境车辆的“拦路虎”。很多人经过黔江后，发出这样的感叹：“蜀道之难，难在黔江。”

成立黔江地区后，决策者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修路。通过改造国道319线，让共和国这根连接东西部的经济动脉疏浚流畅起来。

一九九七年一个春和景明的日子，我乘坐波音737飞机从国道319线的源头厦门飞往重庆。出发前，我在厦门国际机场的候机室里给重庆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说两小时十五分后可以抵达。朋友说，“那行，我们马上去联系一家火锅店，你到江北机场后，我们有一辆咖啡色的桑塔纳接你，最多十五分钟后即可搓一顿。”

到沿海福建一带出差已经二十多天了，火锅浓浓的麻辣香味经这一个电话的提醒，又一次使我满口生津，全身酥软。

我坐在飞机的临窗位置上，试图寻找那条穿越我故乡的交通动脉。机翼下，白云如冰山雾海，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的身边是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姑娘，她先是用圆珠笔写一段旅行日记提纲，然后拿出手提电脑，依照提纲，把自己的感受嗒嗒嗒嗒地记录下来¨¨¨.

这一举动触动了我.。我不再俯视机翼下的白云，而是让思绪集中起来，回忆在鼓浪屿的游历。不想，飞机载着我快速穿过时空的隧道，思绪总是围绕着高空之下那条公路飞翔。

2 319线川湘段公路修筑于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用现代观点看，这条路实质上是一条“政治路”，是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派生物。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开始了举世瞩目的长征。为了堵截红军北上抗日，同时达到赶走刘湘、霸占四川的目的，国民党政府命令修筑川、湘、黔、鄂、陕五省联络公路，以便把在江西苏区实行“公路剿匪”之政策延续下去，并乘机把势力伸进四川等边陲之地。

川湘公路起于四川省綦江县的雷神店，止于湖南省泸溪县的三角坪。川境一段，经綦江、南川、涪陵（今武隆境）、彭水、黔江、酉阳、秀山等县入湘境的花垣县茶洞镇。路成时，川境段全长六百九十八公里。除綦江段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开工外，其余各段均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开工。据新蜀报报道：民国二十六年（1937）一月十六日正午，綦江段通车典礼在綦江北校场举行；一月十八日上午九时，南川段在西门外余园举行；一月十七日，涪陵段在白马铁佛寺举行；一月十九日晨，彭水段在社稷坛举行；一月二十日晨，黔江段在南门外大桥头举行；一月二十一日下午，酉阳段在北门钟灵山麓举行；一月二十二日秀山段在县城举行。

川湘公路四川段历时一年初通，但桥梁、涵洞、保坎、路标等设施都没有完成，实际无法使用，直到西安事变后，才加速了这条公路的后期工程建设。

据曾参加过川湘公路测设的黔江县建筑公司退休工人严国清回忆：

“川湘公路的修建一开始就受到四川军阀刘湘等人的阻挠。民国十九年（1930），我从湖北测量学校毕业后，就参加了施巴（恩施至巴东）公路的测量工作。这条公路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就通车了。当时交通部认为测量队技术可靠，就抽调我队部分人员，派给四川省公路局，参加修建川湘公路。但是刘湘等人不同意。为了顾全蒋介石的面子，就调我队先去重庆修市政马路。后经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三令五申，多次催促，一直拖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下半年才同意开始测量，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初开始动工。但由于得不到军阀和普通民众的支持，工程进展并不顺利。(《血汗铺成的路》,见《黔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闭关自守是中华民族遭到百年屈辱的一个重要因素。交通发达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在那时却遭到了人们的拒绝。时过境迁，如今，向上争取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成了地方政府为民办实事，获取政绩的重要手段，由此人们不惜动用各种公共关系，挖空心思把上千万元、上亿元乃至几十亿元的项目争取到手。基础设施建设不光能改善环境，还能拉动经济发展，因此，黔江的普通百姓也为消除闭塞之苦而大声疾呼：

“大路大富！小路小富！不路不富！”

3 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奔波在川湘公路这条黔江地区的交通主动脉上。我常常用现代公路学的观点来看待这条路的走向，发现一些疑点：本该打个小洞即可穿行的山坡，偏偏要爬很长很陡一个大坡；本该修一座小桥即可跨越的沟壑，偏偏要绕一道大弯¨¨¨这是当时的测量总队长、工程师张熠光所犯的技术错误？还是有人干扰所致？

答案很快从尘封的历史中找到了。

《黔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载：

“黔江段自石碑牌到河口场（现在的冯家坝）共分为五个工区进行修筑。黔江县路段，原本拟由郁山镇经筲箕滩、濯河坝以达两河口，后来张熠光在测量时，认为此线未能经过黔江县城，是不合适的。同时湖北施巴路有延伸到咸丰的说法，为打通川鄂交通之计，张遂决定取道黔江县城，绕冯家坝以达濯河坝。据记载，当时的黔江人，包括县长章黼等，均以线路迂回，大不谓然。在张熠光选择线路之时，已具有打通川鄂之计划，次年黔咸路就修筑竣工，足以证明这种选择是一举两得之事。”（王绍明《川湘公路简介》）

同一期文史资料还记载了在测量定线中，河口场段坨腰树至桂花树一带十公里发生的三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故事一：“坨腰树地段的公路，本应从院子岩当槽直下，一个回头弯即可到大地坪，但正在下坡处是蒋氏族中的坟山。当时族中推选蒋田山找修路的刘监工说情，只要公路不走他们的坟山，从坨腰树绕道，由蒋氏族中凑银洋两百元给刘监工。结果刘监工受贿，公路改了道。”

故事二：“羊角岩段公路本应从巨木岭直下，走陈老幺的田中直出。当时陈老幺就去找正谊乡团总郑秉之，请他出面找刘监工说情，说只要公路线提高，躲过陈家的八十挑田，愿给银洋一百五十块。结果郑把刘监工说通了，一百五十块大洋又到了刘监工的手里。”

故事三：“桂花树地段原已测定从桂花树万路贞、万石凡的大房子当门通过，经过三个涵洞。这样做万姓认为对他们的阳宅损伤太大了。于是万路贞等人就找到了郑秉之，说只要郑团总去找刘监工商量，把公路线改从屋后走，万姓愿意拿银洋两百块。结果刘同意改线，从中又受贿两百元。”（龚节俭《修建川湘公路受贿点滴》）

这三则故事，作者的意图是揭露贪污受贿。在今天看来，刘监工玩忽职守，不坚持原则固然应受到谴责和法办，但当时民众视公路为洪水猛兽的心态，不正可以折射出这一带封闭保守的现状吗？

地域的封闭往往可以造就民众心态的封闭。而这种心态的封闭的极端化表现就是震惊巴蜀的“白腊园事变”。

4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三月十六日清晨。太阳刚刚爬上山垭口，山间、沟谷到处还飘浮着淡淡的晨雾。突然，一阵竹块在空中挥舞的啸音和粗鲁的骂声打破了山野的宁静，只见在白腊园筑路的民工，打着呵欠，拖着疲惫的身躯，被监工像赶牲口一样地赶上工地。民工们紧张劳作的一天又拉开了序幕。

白腊园位于川湘公路三百六十三公里至三百六十四公里之间，属黔江县西池乡（现为西泡乡脉东村一组）。清代，这里曾设递铺，有四合院房屋二十四间，因年久失修，于民国初年坍塌。修川湘公路时，在递铺原址上新修了房舍，作为川湘公路黔秀总段第五工程处和黔江段第一工区住所。耿焕昭任工程处主任兼工区长。他刚从北洋大学毕业，施工管理经验不足，平时言语粗暴，态度恶劣，民愤很大。熊子清在这里作监工，耍惯了哥老会那一套，心狠手毒，手中的毛楠竹块块又长又厚，打人从不手软，挨打的民工不计其数，无不恨之入骨。这些民工多是龙池盖一带的人，那是黔江泡水、白土与彭水龙溪、水田等乡交界之地，山高坡陡，地势险要，是联英会活动的据点。他们受辱挨打，点燃了联英会头领刘学古、黄凤楼、方文昭等人的报复烈火。

一上工地，民工们气喘吁吁地忙开了。有的挑石，有的铺土，有的打夯。晨风像刀刮一样袭击着民工单薄的身体。大家咬着牙，抹着鼻涕，拼命地干着，生怕熊子清的竹块落到自己背上。

“抓强盗哟！抓偷牛的强盗哟！”

正在这时，从彭水龙溪方向的小路上冒出一群人。只见前面的一人牵着一头大黄牯在跑，后面很多人在追。等上了公路，牵牛的人放开了黄牯，在其屁股上猛抽一鞭。那黄牯拼命朝前狂奔，那人也跟着猛跑，后面的人更是紧追不舍。刚过三百六十三公里处的弯道边，前面跑的那人忽然从身上扯出一面旗帜，用竹竿高高地挑起，插在公路上。

那旗，三角形，两尺多长，两尺来宽，红布打底，白鸡冠子镶边，迎着晨风，在公路上呼呼招展，像升起的一把熊熊火炬。

“嗬，群英会来了！”

民工们顿时喜形于色，欢声雷动。他们纷纷举起锄头、铁耙，追打工地上耀武扬威的看工和监工。此时，熊子清正准备抽打一个动作迟缓的老年民工，见来者不妙，提起竹块子就跑。

“熊子清在哪里？”一个群英会小头目厉声喝问。

“在这上边呢！”几个民工捉住了已爬上边坡的熊子清。

熊子清奋力反抗，更加激怒了群英会会员，他们一拥而上，拳脚相加，把他打昏在地。随后，民工们把他押进了白腊园工程处住地。

群英会会员与民工打着旗帜，举着刀枪锄耙，从白腊园上场进场，边走边喊：

“各位父老乡亲，我们打公路，替穷人报仇，你们莫怕，不关你们的事！”

大家闹嚷嚷地在场里走了一圈，又回到了工程处住地。他们到处搜索耿焕昭。也是他命大，头天去县城办事未回来。董芥如、蒋玉珠等工程技术管理人员闻风逃走，蒲继业躲在袍哥大爷龚煜清家的大衣柜里未被搜出。在工程处只搜获了郭青云。

在众怒之下，联英会把熊子清和郭青云押到街上，当众砍死。

当此之时，高涧坪工地的王管事到白腊园工程处领款，在重庆岩匠的住房内抽鸦片烟过瘾，被群英会会员搜出，也不问青红皂白，被一阵乱刀砍死，暴尸街头，成了一名冤鬼。

耿焕昭的衣物，工程处的各项财务报表、工程资料均被群英会付之一炬。

现在看来，白腊园事变与其说是起义，不如说是一次动机单纯的报复事件，但影响很大，震动巴蜀。黔江县县长章黼和川湘公路黔秀总段段长盛大猷因“剿办不力”、“驭下无方”，几天后即被撤职查办。事变之后，民工多不应征，只得改在两湖招工。国民党政府为之震惊，重庆行营急电湘鄂川黔边区剿匪总司令徐源泉派兵进剿，所属部队分驻沿线，进行武力镇压。联英会转入隐蔽活动，暂时偃旗息鼓。

史料记载，群英会是由湖北利川黑洞钱善统创建，民国初年称“神兵”，民国十九年（1930）以后始称群英会。他们曾于民国二十年（1931）袭击黔江城。后有部分会员参加红三军。解放前夕，一些群英会组织受国民党残余势力利用，专与解放军作对。他们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是一个随意性很大的民间帮会组织。

岁月如梭，大浪淘沙。当黔江地区的各族群众对交通建设思之若渴时，不知道他们对以提出”打公路“口号著称的群英会的做法有何感想？

历史当然不能这样假设，但人们可以怀疑群英会的做法是英雄的行为还是可笑的盲动。

飞机开始徐徐降落。由于地球引力的作用，我的胸口开始紧缩起来，打断了我的思绪。两小时十五分后，飞机正点抵达重庆江北机场。

在朋友的火锅宴上，我没有给大家讲沿海的游历和感受，而是摆起了川湘公路修建史上的一些轶闻趣事，惹得大家酒兴大发。

“可笑可悲！你们黔江就是这些人太多了，害得你们到现在还那么闭塞落后。”一个朋友说。

“蒋委员长给你们修了条路，你们用了五十多年才来改造，他老人家如果要收过路费，这么多年累起来，把黔江拍卖了我怕也抵不清哟！”另一个朋友开玩笑说。

“黔江是得加油啦，否则，老百姓要骂娘了！”我默念道，一仰脖子，灌了一大杯山城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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