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晓得是哪位大官迷了路，啷个落到我们这山旮旯来啦？”

正在这时，从舷梯上走下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看上去他个头不高，身材敦实，理着平头，面容慈祥。他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和他随行的有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省军区副政委周灿西，省扶贫开发办副主任刘承勋，以及省委组织部、省计经委、省人行、省财政厅、省商业厅、省供销社、省烟草公司等部门的负责人。

屈指算来，这是杨汝岱九年来第三次踏访这块土地了。

一九七九年，本该是共和国举国同庆走出泥淖迈向坦途的年景，神州大地，充满了勃勃的生机与旺盛的活力。然而，川东南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四县却遭受了一场几十年来未遇的大旱。

从初夏到初秋，天上那个巨大的火球，越烧越旺。田中的禾苗干枯了，山上的树木枯焦了。溪沟里，只有鹅卵石泛着热腾腾的白光，却听不见溪水的轻吟。水井边，人们为争一桶水大打出手，到处传说着因抢水而闹出人命的悲惨故事。山野里，常常见到大牯牛因干渴而倒毙在地，临死时还张着大嘴，吐着白沫。

一九七九年川东南的秋天，无所收获而动荡不安的秋天。

"老天爷，这日子叫我们啷个过呀？”人们呆坐在干裂的田土里和断流的河沟边，男人裸露出干瘪的胸肋，孩童光着多皱的屁股，连女人也没一件完整的衣服遮住两块山芋头似的乳房。他们虔诚地叩问苍天，却不见苍天露出一丝怜悯的容颜。

据气象资料显示，川东南这片山水兼备的土地，很难遇到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景。虽然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季风明显，但辐射、光照不足，灾害气候较频繁。气候具有随海拔高度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属典型的山地气候；气温的季度变化明显，属全国低日照区。加上极“左”年代森林毁灭性砍伐，生态环境摧残严重，非旱即涝便成了上苍抛掷在这片红土地上的“厚礼”。一九七九年正是这样一个年景。旱魔肆虐，无计可施，有的生产队便动员社员集资买一头肥猪披红挂绿，到附近的“神仙洞”去祈雨。

就在人们几近绝望之时，从距此上千公里的省会成都风尘仆仆赶来一位大“官”，他就是走上省政府领导岗位不久的杨汝岱。因他在农村工作时，经常脚穿一双水草鞋跑田坎，人们便亲切地称他“草鞋书记”。

"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苗半枯焦。”杨汝岱为这里的旱象所震惊。车马未安，他便带着一行人直奔深山里的一户户农家。推开一家农户的柴扉，展现在眼前的是残破的灶台，空空如也的粮柜。在火铺上轱着一位老汉和两个妹子。火坑里的三角上斜架着一口破锅，里面盛满了酸臭的潲水。

杨汝岱亲切地和他们打招呼：

"老公公！"

老汉未动。

"老公公—”

老汉仍未动。

杨汝岱很纳闷。陪同的人大声对老汉说：“这是杨副省长，看你们来了！”老汉才不情愿地站了起来。

杨汝岱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老人竟没穿裤子，光着下身！

杨汝岱又招呼那两个妹子，她们把身子扭到一边，也不肯站起来。村里的干部说：“莫问啦，杨副省长，她们也没钱买裤子。这里天气一进入秋天就要向火......"

没等说完，杨汝岱已是鼻孔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这就是曾经孕育了赵世炎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色土地？这就是贺龙同志早年在此横刀立马、播撒革命火种的英雄山河？这就是曾为革命和建设流血流汗的老百姓过的日子？”他自言自语地问，实际是在责备自己。

这天夜里，杨汝岱没能吃下饭，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他想：“社会主义建设搞了这么多年了，老百姓还穷得穿不起裤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共产党人还奢谈什么为人民大众谋福利啊！"

13 杨汝岱开始研究这里的历史，试图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找出一点答案。

一份陈在他案头的地方史资料告诉他：自远古巴人在这里斩草而居，无论漫漫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还是短短三十余载的民国时期，历朝历代，这里都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其中，一篇叫《酉属视察记》的文章引起杨汝岱的注意，他字斟句酌地读起来：

……至酉秀黔彭四县在政治上及军事上之价值，可记之处甚多。兹节录秀山耆老龚士煌等所上意见书一段于左：“查四县幅员，纵横皆将千里，崇山四塞，河流远达。春夏之涨，由龚滩以至于涪陵，不待终日；由秀山至常德（湘属）不过两日；于贵州则居肘腋间；于湖南则有建瓴之势。前清经理疆界，独以四县归四川者，盖上至渝涪，下至夔万，皆与酉属接近。苟无夔门，则四川之险将不足悻；无酉秀，而夔门亦失其效；是以于酉属之内，驻以重兵，镇以副游，盖不独为四川计，并以制湘而使之不妄动也。洪杨之乱，石达开以十数万众至重庆，胡文忠公林翼，虑其入驻酉秀，则左扼长江，右挹洞庭，将不可制。请于清廷，移曾文正公国藩督川以制之。而达开见不及此，徘徊施南年余，无所展开，卒以走死……”观此可以见酉属在政治上之重要也。

酉秀黔彭四县，在四川地势上，虽具有重要的价值，却因它远在偏僻的黔江流域，一切物质建设和精神文明，都赶不上四川内部的任何一县；又因交通闭塞，政府的权力和监督作用，往往失掉效用。地方官，每多粉饰太平，不把发现的畸形和乱征，呈请上级官府处办。再加上贪污土劣的蹂躏，更造成酉属纷乱尖锐的危机。更以四川内部或外省失意军人，如汤子模、袁祖铭、李晓炎、向时俊等，莫不以酉属为养息残喘之地。凡上述原因，皆为增加酉属不安定之理由。

……

这份长达一万七千余言的调查报告，系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酉属专员甘明蜀所作。他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夏赴酉、秀、黔、彭视察，并将所得实况写成此文。作者对当时川东南一带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状况、人民生活和风俗习尚等叙述颇详，认为僻远、动乱、烟害是造成此地长期落后的原因。他认为要改变这里的面貌，必须要有一个“特别的机关”，能够“仰承上峰意旨，就地筹办一切，负酉属政务上的全责”。

14 读完这份调查报告，杨汝岱心头一震。

他没想到国民革命军中的一位军人，能有这么深入的作风，能提出这么深刻的见解。“是啊，这里是一个特殊的区域，应该有一个特殊机关，用一套特殊的办法加以管理，特区特治嘛！”一阵豁然开朗后，他又陷入沉思。作为天府之国分管农业的副省长，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是那么沉重。革命战争年代，老百姓用汗水、心血乃至生命哺育出了新社会，盼的不就是另一重天么？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死而后已，不就是为了老百姓能吃饱穿暖，生活幸福么？无论达到这一目标的道路多么曲折漫长，作为人民公仆，不能有丝毫的推卸、退却余地。

他暗暗地为自己加劲。

五度春秋一晃而过。

放眼神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绿了广袤的田野。发韧于江淮平原，回响于天府之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狂飙一般席卷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千米的华夏大地，把一个不可遏制的改革大趋势展现在世界面前。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中国改革，从农村广阔的田园大舞台上正式登场，它向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和旧观念发出了咄咄逼人的挑战，古老而封闭的中国农村，开始出现崭新的奇迹。

四川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前沿阵地之一。土地承包给农民后，巴蜀大地，粮满仓，猪满圈，好不兴旺。

"一花独放不是春。此时的川东南各县，是不是也变了模样，换了新颜呢？”

这份牵挂，在已升任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心里保存了五年。他召来省级部门有关负责人，庄重交给他们一项任务：“到川东山区调查去！”

于是，一九八四年七月，四川省委组织的由省里十个厅局参与的工作组，赴川东山区的涪陵、达县、万县三地区，就进一步开发这些地区，发展商品经济，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组历时一月有余，跑遍了川东山区二十一个县市，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于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三日在秀山召开了川东山区经济座谈会。

会议由杨汝岱亲自主持。

15 这是他第二次踏上这片土地。

与年前相比，这里山青了，水绿了，人精神了。然而，和全省发达地区比较，贫穷和疾病仍虎视眈眈盘踞在这片土地上。

最使他难忘的是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毛坝乡见到的情景。

那是地处该县东北角的一个高寒山乡，平均海拔上千米。他去那天，云遮雾障，阴雨绵绵。他走进村民李天国的茅舍，迎面就看见垮了一只角的灶台，其上歪歪斜斜地架着一口缺边裂口的铁锅。李天国一家轱在火铺上，一脸菜色，神情木然。

杨汝岱站在灶边，揭开锅盖：锅里正蒸着半锅未去皮的毛洋芋。

"你们就吃这个？”杨汝岱问，语气既柔和又惊讶。

李天国没有回答。

杨汝岱希望这只是极个别现象，然而事与愿违。一连看了几家，都和李天国不相上下。有的人家甚至紧紧按住锅盖或鼎罐盖，不让他看，怕他伤心。

杨汝岱再也没伸手，但心酸的泪水止不住在眼眶里打转。

他从乡干部口中得知，毛坝乡一九八三年人均粮食仅二百六十六斤，其中以红苕、洋芋等粗杂粮为大头，农民们除了过年过节，几乎没有闻过大米饭的香味；人均年收入仅一百零二元，建卡贫困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杨汝岱明白，毛坝只是酉、秀、黔、彭等县贫困状况的一个缩影。在川东南山区，像毛坝这样的贫困乡和李天国这样的困难户不知还有多少。

那些天，坐在秀山县委会议里主持会议的杨汝岱总是心潮难平。那一锅锅未曾去皮的毛洋芋，那一张张木然菜青的脸，那一双双按住锅盖的黑手，总是在他眼前晃来晃去，吃饭时如此，睡觉时也如此。面对省级有关部门和涪、达、万三个地区的负责同志，他沉重地说：

"这些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山区生产确实有了变化，多数地方基本上算有了饭吃。当前的问题是，由于川东一部分边缘山区连续两年减产，山区的问题开始显露出来，使差距进一步扩大。很多群众还处于绝对贫困状态，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房不挡风雨。另一方面，山区巨大的资源还在睡大觉，没有开发利用，资源优势未能转化为商品优势。”

会议形成这样的共识：

开发山区经济，改变山区现状，是关系全省农村经济发展快慢的大问题。开发山区经济，主要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级干部带领群众去奋斗。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贯彻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扶持为辅的方针，立足于开发当地资源，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省地各部门，都要从不同方面为改变山区现状，开发山区资源创造条件。同时，实行若干特殊的经济政策。

"秀山会议”一锤定音，正式拉开了四川贫困山区扶贫开发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从接管国家政权起，就把反贫困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七十年代末期以前，四川省委、省政府主要通过扶贫济困等救济式扶贫战略，帮助贫困户渡过生活难关。进入八十年代后，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着重从组织生产角度，帮助山区农民自力更生，摆脱贫困。一九八零年至一九八三年间，先后召开了三次山区工作会议，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调整了山区生产方针，逐步放宽政策，使山区农民能够休养生息。但单纯生活救济式扶贫始终未能解决根本问题。"秀山会议”实际上也是四川省首次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它把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开发纳入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规划，标志着四川省扶贫工作已由单纯生活救济式扶贫转向了经济开发式扶贫。

"秀山会议”由此而载入史册。

16 杨汝岱一行回到成都后，省委办公厅迅速编印了《关于开发川东涪陵、达县、万县地区山区经济座谈会的纪要》。“纪要”提出了开发川东山区的九项特殊措施，以期迅速振兴这些地区的经济。

有了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等于就有了好的效果。作为省委书记，杨汝岱深深知道这一点。于是，他又冒着暑热，奋笔疾书，于八月十八日写出了《关于涪、达、万山区调查和开发山区经济座谈会情况的报告》，送交省委讨论，以引起更广泛的人们来关注贫困山区的发展问题。

八月二十三日，省委向各市、地委，涪陵、达县、万县三地区所属共二十一个山区县（区）委，省级有关部门党组（党委）转发了杨汝岱的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四千余言。共分三个部分。在今天看来，这份报告仍然闪耀着实事求是的光辉。

关于涪、达、万山区调查和开发山区

经济座谈会情况的报告

（摘要）

一、川东山区经济现状

概括起来，川东山区经济存在着三方面问题。

（一）人均产值人均收入低。

一九八三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全省是五百九十点六元，而涪陵、达县地区的十四个山区县只有三百二十五元。其中工业尤其薄弱，全省工业产值人均三百三十七元，三个地区仅一百一十五元，十四个山区县只有九十七元；乡镇企业产值全省人均五十八元，三个地区仅三十六元，而秀山、酉阳等七个山区县只有十五元。

据农业部门统计，一九八三年农民纯收入，全省人均二百点三元，十四个山区县只有一百三十点六元。三个地区人均纯收入低于一百元、口粮低于四百斤的生产队有六点二万个，占总队数百分之三十七点六，农业人口六百九十一点五万人，占农业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二点八。这些贫困队、户绝大部分在山区。涪陵地区海拔八百米以上的面积占百分之五十一点三五，耕地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三，人口占百分之二十二，农业生产历来不稳定，近几年连续减产，至今未解决温胞问题……

（二）自然资源雄厚，没有很好开发利用。

涪、达、万山区总幅员一亿零三百九十亩，其中林地占百分之二十七点四，草地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五，大多数地方热量丰富，降雨充沛，动植物资源很多，有着发展林、牧业和多种经营的广阔天地。但长期以来，毁林开荒，林木过伐，植被减少，不仅木材储量枯竭，而且引起农业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粮食上不去，经济林木和林副产品的生产也受到严重打击。据酉、秀、黔、彭、石五县调查，一九八三年与历史最高年比，桐子减产百分之四十四，棬子减产百分之二十九，油茶子减产百分之四十九，棕片减产百分之四十三，五倍子减产百分之二十三，生漆减产百分之六十二，松脂减产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大片草地都是天然草场，草质差，产量低，载畜量很少，牛、羊圈存数和商品量长期原地徘徊，部分县甚至连年下降。地下资源也不少，煤储量约十四亿吨，铁矿二点八亿吨，硫铁矿一点六亿吨，石灰石取之不尽，此外还有许多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开发利用都很差。

（三）山区经济结构极不合理。

一九八三年，涪、达、万三个地区工农业总产值七十九点一三亿元，其中农业产值占百分之六十七，工业产值仅占百分之三十三。山区县工、农业产值比例更为悬殊。据涪陵地区后山六个县统计，一九八二年工农业总产值七点二四亿元，其中农业产值占百之七十八点八，工业产值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二；农业产值中，粮食产值又占一半。显然，山区经济的这种结构，仍然是单一的农业结构，甚至可以说基本上还是粮食结构。而粮食作物，在山区是很不稳定的。由于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往往是三年两不收。

上述一切说明，要改变山区面貌，开发山区经济，走出一条符合山区情况的新路子，必须下决心调整山区经济结构，首先是大幅度调整好农业结构。不改变这种极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所谓发展商品生产，繁荣山区经济，便是一句空话。

二、实行特殊政策

鉴于山区经济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必须采取一系列的特殊政策措施。纪要写了八个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是四个问题。

首先是大幅度调整农业结构（略）。

第二，明确山区工业的重点是城乡集体企业（略）。

第三，搞活商品的流通（略）。

第四，注意智力开发，培养山区建设人才（略）。

三、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山区工作的领导

山区干部带领群众改变贫穷面貌，振兴山区经济，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工作是辛苦的，总的情况是好的。但由于过去搞的是自给自足性经济，很多对发展商品生产，搞好现代经济管理的一套知识还比较缺乏；一些干部思想不够解放，对中央和上级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若干政策措施还不够熟悉……应通过培训、函授或组织外出参观等办法，帮助他们打开视野，清“左”破“难”，逐步学会商品生产这门学问，以适应总揽经济全局的需要……

为了加强山区经济工作的领导，建议省政府成立山区经济工作协调小组……其任务主要是对贯彻落实山区政策情况经常加强检查督促，协调各方关系，及时解决重大问题。

鉴于酉、秀、黔、彭四个少数民族县远处我省东南边陲，省和地区在领导工作上常感鞭长莫及，对四县情况了解较少，扶持帮助不够，而四县在经济利益方面有时又同地区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加速四县经济发展步伐，建议成立四县工作组，由涪陵行署专员任工作组长，省地共同抽调得力干部十多人，组成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负责四县的经济协调和综合领导工作。省里有关四县的建设项目和投资，今后由各有关部门戴帽下达。工作组受地区和省的双重领导，以涪陵地区为主，有独立处理问题的权力。

17 关于成立工作组，经省委认真研究，同意了杨汝岱的建议，并指示涪陵地委、行暑，成立了由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夏宗明为组长的四县工作组。不久，工作组进驻酉阳，开展工作。

18 秀山，是文学大师沈从文笔下《边城》的原型。美丽、纯洁、多情的翠翠就是从洪安场边那个古老的渡口走向世界的。

秀山，有“歌舞之乡”的美誉。

无论你对此地是陌生还是熟悉，你都可以从这首花灯调配曲的民歌中了解民众的心态——

黄杨扁担闪悠悠

挑担白米下酉州。

人人都说酉州的姑娘好，

个个姑娘会梳头。

大姐梳个盘龙卷，

二姐梳个插花钮，

只有三姐梳得巧，

梳个狮子滚绣球……

这首民歌，就是红遍华夏、蜚声海外的秀山民歌—《黄杨扁担》。

文化氛围里的秀山是美好而富于罗曼蒂克的。

当杨汝岱第三次踏上这片土地时，正值初春时节。尽管高山之巅还是白雪皑皑，但平坝坡脚已悄悄钻出一簇簇、一点点绿意来。吊脚楼旁，红梅点点，酉水河畔，杨柳依依。杨汝岱一行无心观赏这武陵春色，在县政府招待所停留了短暂的三个小时后，就驱车赶赴《黄杨扁担》的源头—县西北角的溶溪乡。

一路上，杨汝岱禁不住轻轻哼起了《黄杨扁担》。他对身边的人员说：

"这首歌欢快、优美，硬是好听！这根‘黄杨扁担’，何时能‘挑’来秀山人民的富裕生活啊？”

在回星村，杨汝岱一行走进龚书成、龚书华两兄弟共有的一间四壁透风的破屋里。屋顶上到处扯起蜘蛛网，屋里被烟薰得漆黑一 片，床上那床被子也是黑的，到处冒出棉花，扯得东一块西一砣，发出阵阵恶臭。两兄弟轱在火坑边，目光呆滞。

杨汝岱一打听，才晓得两兄弟都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因为穷，目前还是单身汉。看着两兄弟那样子，杨汝岱不忍心再问什么，转身走进龚文书和邹廷荣家里，详细询问了他们的生活生产情况，称赞龚文书烤烟种得好，表扬邹廷荣家吊炕上的腊肉多，一定是猪喂得不错。

杨汝岱在全村翻箱倒柜，了解实情，终于得知这个村的贫困根源仍然是农业结构单一。临别时，他对村主任邹廷荣说：

"光在田土里刨粮食不行哟！要像龚文书那样，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你们这里养羊、养猪、种烤烟都有条件，要尽快利用起来。”

说着，他指了指远处的荒山草坡：“让牛羊上山嘛，让烤烟种进去嘛，莫要荒起！莫要荒起！”他嘱咐邹廷荣，要想办法把龚氏兄弟扶起来，要把全村都带起来。

19 三月八日上午，杨汝岱一行来到酉阳县境内的龙潭麻旺坝子。他对龙潭区委的同志说：

"你们有柑桔大户吗？应多培养些大户。你们的家畜家禽多吗？有没有大户？应该有冒尖户带头才行啊！用小农经济的手段搞不出名堂！”

看到坝子上到处都是空闲田，杨汝岱显出惋惜之色：

"让这么多田空起，不种粮，不种菜，却让它白天装太阳，晚上装月亮，好可惜！这种落后的耕作习惯不改不行！”

车上九道拐，看到车窗外远远近近都是光秃秃的山，杨汝岱沉重地说：

"大山都在沉睡哟，该让它醒来啦！”

当天下午，杨汝岱一行再次踏访毛坝乡。像第一次来时一样，他挨家挨户看了天苍四组的农民。然而，四年来，这里变化仍然不大。破败的村落，面带菜色的脸庞，灰暗失意的眼神，像火一样烧灼着杨汝岱的胸口。乡干部告诉他，刚开春，大多数人家的米柜已空了。春荒的阴影像高盖上的浓雾，四处弥漫，闹得人心惶惶。

杨汝岱没忘记李天国一家，他带着一行人推门去访问。李天国伤心地说：按杨书记的指示，他家去年种了两亩烤烟，然而失败了，原因是没掌握技术。家里也快要揭不开锅了。

省财政厅党组书记乔梓荣看到这一切，忍不住鼻子发酸：“解放几十年了，这里咋个还这么穷啊？”

杨汝岱告诉他：“乔老爷啊，一九八四年那次你没来，当时这里情况还要糟。看来，社会主义建设了几十年，现在还要从基础做起，从解决群众的温饱做起。不然，人民是要骂我们共产党人的。”

说到这里，他转过身，对县里和乡里的干部说：

"你们这里还是这么穷，怎么办呢？你们多种烤烟是对的，但要讲技术。另外，多栽点树，多种点药材行不行？养山羊行不行？还有人平一亩地膜玉米要搞好，搞好了就饱肚了。这里靠开发，然而资源都在睡觉啊！”

20 经过近十天的长途奔波，杨汝岱跑农村，走企业，访学校，全面而具体地了解了川东南地区的情况。他总的感觉是，尽管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个年头，整个川东南一带却变化不大，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农民极度贫困，财政极其拮据，基础设施极端落后。尽管涪陵地区四年前成立了四县工作组，作了一些工作，但起色仍不大。

《左传》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

杨汝岱想：“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带的贫困，必须从行政体制上动大手术！一个地区，既然大了走不动，不如划小分开发展，可能对谁都有好处。川东南五县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具有了在一起发展的基础。”

他这次川东南之行，就有一项特殊使命：将酉、秀、黔、彭、石五县从涪陵地区分离出来，另单独设立一个地区进行管理。

这个地区就叫黔江地区。

这一构想在他心中酝酿了好几年。当他给中央汇报时，中央也同意这一方案。

三月十日，黔江县委会议室。

杨汝岱召集涪陵地委书记，黔江地区筹备组成员，以及省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就建立黔江地区筹备组等事宜进行了研究。

杨汝岱听取了黔江地区筹备组组长、涪陵地区行署副专员陈官权有关筹建黔江地区的汇报后，作了重要讲话。

关于设立黔江地区的必要性问题，杨汝岱一针见血地指出：

"川东南这几个边远山区县，论资源和交通条件，比有些内地县还好一点，但经济发展慢，群众收入低。问题在哪里？主要是鞭长莫及。如秀山离成都一千三百多公里，离涪陵六百多公里，省地指导不及时。二是发展商品经济不是按经济流向办事，而是按行政区划办事，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三是受筹建‘三峡省’的影响，省委秀山会议提出的放开农副产品价格，放开边境贸易，搞活山区经济的政策没有完全落实。为加强对这几个边远贫困山区县的领导，促进经济的发展，省委研究决定：建立四川省黔江地区，地区所在地设在黔江。为了加强这个地区的工作，省里有关领导，每年都要带领省级有关部门到这里现场办公一次。”

针对国家机关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的现实，杨汝岱有意在黔江搞一块样板田。他强调：

"黔江地区要按照党的十三大精神，本着高效、精干的原则进行组建。行政编制按四百人切块，省里不再增加。今后地区的重点在县上，地区要真正成为省的派出机构。省级有关部门不要干预这个地区的机构设置工作，而要研究、帮助把经济搞上去。省上下伸的机构也应按照这个原则，搞得精干一些。黔江地区在机构设置等方面要搞新模式，提供新经验。”

关于放宽经济政策，搞活经济，杨汝岱要求：

“黔江地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把自己看作一个扶贫特区，除基数内的烤烟要按照规定上调外，其它农副产品放开，特别是秀山要全面放开。为了使这个地区经济能够更快发展，在一九九零年摘掉财政补贴的帽子，对石柱、秀山两县的财政补贴，以一九八七年为基数，将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零年的财政补贴，一次拨给两个县发展生产，以增强经济活力。同时，向中央反映，将‘两烟’超过上年实绩上交中央百分之四十的税，留给地区使用。此事，由省财政厅负责办理。”

21 杨汝岱还谈到了发展农业、能源、交通等问题。话虽不多，句句实在，如春风扑面，令座者折服。

这不是一次一般性的讲话，而是一卷刻在川东南大地上的沉思录。为了让这块红土地不再流泪，杨汝岱以一位共产党人的高度负责精神和探索勇气，开出了一剂医治贫病的良方，为这块红土地带来了复苏的春风，洒下了润物的春雨。

历史会铭记住这一天——一九八八年三月十日。

从这天起，黔江地区筹备组正式成立。

五月十八日，国务院下文正式批准：把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五县从涪陵地区划出，另组建黔江地区进行管理。

十一月十一日八时二十五分，在农民铜管乐队演奏的雄壮乐曲声中，“中共四川省黔江地区委员会”、“四川省黔江地区行政公署”两块闪闪发光的牌子，随着两段鲜红绸布的滑落，分别从省委、省政府领导手中亮了起来。

天上突然下起了小雨。那是红土地因喜极而泣啊！

省委常委、副省长谢世杰代表省委、省政府为黔江地区挂牌。他为全区各族人民定下了三年奋斗目标：初步解决群众温饱，缓解财政拮据状况，改善基础设施落后面貌。

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事求是的各项政策的结果，也是杨汝岱深入实际，心系群众的结果。

从此，这块红土地上的二百六十八万各族人民，擦干眼泪，振作精神，踏上了新的征程。

22 这以后，杨汝岱又两次来到黔江。

一九九零年四月底至五月初，组建才两年的黔江地区，连续遭到狂风和冰雹的袭击。灾害共涉及酉、秀、黔、彭四县八十六个乡、八百五十六个村、七十二万多人。有九点一万人小春粮食颗粒无收，大春作物全部重播补种，房屋倒塌二千五百二十间，有三千一百零八人无家可归，二千三百人无地可耕，直接经济损失达三千四百七十万元。

巨大的灾难，给正在恢复生机的川东南大地蒙上了一层阴影，一些干部灰心了，一些群众绝望了。

消息惊动了四川省委、省政府。五月五日，省委、省政府发来慰问电。杨汝岱更是心急如焚，他放下案头的工作，又一次匆匆踏上了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从石柱到彭水，到黔江，到秀山，到酉阳，短短七天时间，他在川东南大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脚印。令他感到欣慰的是黔江地区成立两年来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他激动地说：

"黔江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大有希望！”

他还为黔江勾画了本世纪最后十年的发展蓝图：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大力抓好支柱产业，积极发展烟、林、桑、药、兔、畜等种养殖业，进一步搞好交通、能源、通信、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使全区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乌飞兔走，星移斗转。一转眼，时间就到了一九九四年。

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杨汝岱已离开四川，却始终没忘记他洒过心血的这片土地。在北京，他常常听到关于黔江的一些好消息，心中既感欣慰，更产生了一种再访黔江的强烈愿望。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杨汝岱受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之托，前往湖南怀化地区考察山地开发，顺路来到了咫尺之隔的黔江。

一路上，他对当地的干部反复宣传他的“山”字经：

“黔江下一步要致富奔小康，重点就是要做好山地开发这篇大文章。你们人均有五亩土地，是耕地的二倍多嘛！现在看来困难在山，潜力在山，希望也在山啊！这篇文章做好了，效益可以大大超过耕地那篇文章，奔小康就大有希望了！”

他对小厂、毛坝、溶溪等典型的贫困乡仍牵挂在心。因时间匆忙，他没能一一前往。地委、行署的领导就把主要情况分别作了汇报：小厂通过大种地膜玉米和烤烟，彻底根治地氟病，目前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毛坝通过建五倍子基地，发展畜牧业，也在渐渐地改变面貌；溶溪乡通过开发锰矿资源，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一些农民已在奔小康了。

"这就好！这就好！”杨汝岱连连对地委、行署的领导说，心里由衷地感到高兴。

这一次，杨汝岱笑了。但他希望看到的黔江不仅仅是一个温饱的黔江，更应是一个在全国都具有典型意义的黔江。

23 这块红土地是不幸的。

这块红土地又是幸运的。

从混沌走向明丽，从贫困走向富裕，没有力量能阻挡它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