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八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这是中共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认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其实质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大会确定从现在起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二十八日，八届一中全会召开，五十二岁的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员。

然而，仅仅过了九个月，中国晴和的政治气候便急转直下了。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点燃了在全国范围内反右派斗争的烈火。社论以一封匿名恐吓信为由头立论，认为这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表明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如此。社论提醒说，“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迹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这次运动中，潘光旦没能幸免。“冬季视察”的发言见报不久，文章被当作在民族问题上的谬论受到批判和清算。是年八月下旬，从中科院社科部到湘西各地，所谓“右派分子潘光旦利用民族问题反党反人民活动的事实”，进一步受到批判。九月二十日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的大喜日子，竟然成了批判斗争潘光旦的高潮之时。这位著作等身，充满孩子般纯真的老人，一夜之间，成了令人恐怖的“牛鬼蛇神”，从此含冤负屈，备受折磨。十年后，文革狂飙再次将他击倒。这一次，他永远地合上了自己深邃而睿智的双眼。

潘光旦无非是主张土家族和苗族应该分而治之，没料到这竟成了他“搞民族分裂”的罪状。

与潘光旦有同样遭遇的人还很多，被斥责为“你想当土司王么？”的彭泊，就是又一个代表。

根据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和政协湖南省委员会的决定，全省组织了一个大型的湘西土家族访问团，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到七月二十一日对湘西土家族聚居的十县农村、城镇，进行了访问活动。

访问团共设十个分团，由副省长张孟旭任访问总团团长。在历时五十天的正式访问中，共访问了一百五十六个乡镇，三百八十四所学校，七百零二个机关，二十六家工厂。在各县的大力协助下，通过联欢会、群众大会、小型座谈、个别访问、报刊广播宣传等多种形式，在这些土家族聚居地区集中开展了一次民族政策教育运动。

按照湖南省委的指示，访问团还有一项特殊使命，就是从干部和群众中收集是联合建州还是单独建州的意见。最后，总团写出了一份万言总结报告，并以正式文件形式，建议省人民委员会作出决议，报请国务院批准，早日设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这个报告实际上已否决了土家族单独建州的建议。

潘光旦、向达在“冬季视察”的发言中提出：“分也许比合更为适当。”原因是苗族与土家族之间有过长期的隔阂，分治对于紧密合作的前景可能比合治反而要大些，这不过是两位学者为决策者提供的一组选择题。令人遗憾的是湖南省的访问报告对于单独建州的主张缺乏谨慎态度，没有认真分析这种主张的背景，也没有正确对待持这种主张的人，而是以“左”的观点进行分析和判断，最后上纲为“有阴谋”、“民族分裂”、“闹独立”，使大批为土家族奔走呼吁的人受到打击迫害。

彭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湘西的头号右派的。

彭泊是访问团十四位副团长之一。这年三月以前，他还是广西民族学院的教师。是中央有关部门和湖南省请他回湘帮助处理民族工作的。

彭泊是湘西土家族中参加革命较早的一位老同志，解放后先后在中南局团委、中南局民委任职。后中南局大行政区撤销，他被调到广西民院任教，直至离休。

从在中南局工作开始，彭泊对土家民族成份的恢复，就曾作出过自己的贡献：

一九五二年，他随同中南局民委主任张执一、副主任熊寿祺等人先后到广东、广西、河南等省调查民族情况，乘机反复给他们介绍了湘西北有土家存在的事实，并建议中南局民委设置民族研究室，由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民族学家、语言学家严学窘来这里主持工作。张、熊二人采纳了他的建议。

一九五三年五月，中南局、中南民委在汉口中山公园举办中南少数民族文物图片展览，在彭泊的建议下设立了土家族馆，由在中南民院学习的五位土家族学员身着民族服装当解说员，向数十万观众介绍了土家族的概况。

一九五六年，彭泊上书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要求将土家族认定问题，请中央提交二届全国人大会议审议批准。

一九五七年二月，彭泊借出席全国少数民族教育会议之际，在北京求见了周恩来、贺龙等中央领导，感谢党中央对土家族的关心，使民族成份得到恢复，同时表达了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愿望。

应该说，土家族民族成份确认后，实行区域自治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湘西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已有了苗族自治州。对土家族自治的形式问题，当时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与苗族联合自治，一种是土家族单独自治。两种主张，两套方案，各执一词，一时难以统一。由于彭泊在土家族中有一定威信，一九五七年三月，湖南省政府函请彭泊赴湘协商此事。但彭泊因故未即时成行。四月，中央民委副主任周锋亲自致函彭泊，敦促成行。同时，中央民委、中央统战部又分别致电广西民委、广西统战部动员彭泊赴湘。在这种情况下，彭泊放下教鞭，作了简单的移交工作后离桂，于四月下旬抵达长沙。

湖南省党政领导在接见他时已明确表示，省里的意思是土家族苗族实行联合自治。

“土家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问题，我有一个初浅的看法：既然认定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又主要居住在西北边几县，也可以单独建州，才能按本民族的特点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土家族人民的当家作主。”

彭泊认为，苗族与土家族之间有过长期隔阂，这当然是中原统治者一手造成的。这种客观存在在现阶段一时难以消除的情况下，分治比合治更好。这实际上成了潘、向二人的支持者。为慎重起见，彭泊建议：

“由省里组织一个规模较大的访问团，深入土家聚居区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按照多数人的意愿来决定土家族区域自治的形式问题。”

此时，彭泊经安排已被选为湖南省政协委员，并出席了政协湖南省第一届三次全会。他在会上就土家族区域自治形式问题作了《联合不反对，主张唯单独，中央决定，绝对服从》的发言。后全文发表在新湖南报上，在政协委员和全省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省里采纳了彭泊的建议，决定成立湘西土家族访问团。作为副团长之一，彭泊等人率领一个分团对保靖县进行了重点调查访问。

保靖是彭泊的故乡。访问团所到之处，土家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其盛况胜过民族节日。白天，访问团召开群众大会和座谈会，宣讲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了解群众愿望和要求；晚上，访问团组织文工团、电影队在场镇上给群众演出。同时，访问团中的医疗队还给群众义务治病。这样，与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临别时，访问团给群众赠送了毛主席画像，土家群众也把西郎卡普、花衣裙、花荷包、花带子和银首饰等物赠送给访问团。土家群众亲自见到了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激动不已，用歌声来表达了决心：

千言万语说不尽，

请你们向北京代口信。

土家人民向毛主席作保证：

勤俭办社，

夺取农业丰收报恩情！

彭泊通过对土家民族特点的深入调查，写了有关专题报告和综合报告，代表访问分团再次建议土家族应单独建州。

在彭泊参加访问才进行半个月时间，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他从报上得知潘光旦等人已受到冲击，压抑着内心的震惊与不平，认真地工作着，并执着地坚持了自己的观点，由此惹火烧身，备受磨难。

岳麓山上的枫林，翠绿中已透出点点金黄来。橘子洲畔的渔船，正鼓着风在湘江中穿梭撒网。夏日的热浪，像一床点了火的毛毯，把长沙城紧紧裹住，热得人大汗淋漓，喘息不已。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召开了。会议邀请了湘西州的有关领导和所辖各县的土家族代表列席会议，协商建立联合自治州的具体事宜。

此前的八月六日，省人委会听取了访问团的总结报告。报告分访问经过，湘西州概况及解放后的伟大成就，大张旗鼓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征求对区域自治形式的意见，对土家族特点的调查，群众意见与要求和几点建议等七个部分。访问团的总结报告说，“我们认为土家族的区域自治形式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言下之意，就是把单独建州和联合建州作为是非的分水岭，主张前者是错误路线，主张后者才是正确路线。

当时，有人冷冰冰地告诉彭泊：

“今天上午的访问汇报大会，你就不要参加了。但下午的省政协会议，你必须参加！”

“我是访问团的副团长之一，又是省里请来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人员，这个会我怎么不能参加呢？”彭泊不解地反问。

别人不再搭理他。彭泊联系到最近不正常的政治气氛，预感有不祥要临头了。

果然，这天下午的会议一派森然。彭泊刚好坐定，会议主持人就发话了：

“同志们，今天的会议是由省政协主持召开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彭泊进行批判。彭泊的错误有哪些呢？我给大家提示一下：第一，是他在今年五月省政协会上的发言，标题长达十八字，也就是他的‘十八字方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制造民族分裂的大毒草；第二，就是这次湘西之行，他主张单独建立土家族自治州，是他个人野心的大暴露。彭泊关心民族问题是假，遂个人野心是真。今天参会的代表，每个人都要在两天内写好批判发言稿。大家把火药准备充足些，以好向彭泊开火！”

听到这里，这位已步入不惑之年的土家学者，像被人猛击一拳，耳朵轰鸣，脑里变成了白茫茫一片空白。

八月八日出版的新湖南报，在一版显著位置报道了“省人委二十一次扩大会议提请建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重大新闻。这则消息的副题赫然在目：

“会议揭发和批判了彭泊挑拨土家族与苗族人民的关系和土家族内部团结以及破坏党和政府威信的恶劣行为。”

在报上这样点名批判彭泊，表明他的“右派问题”已经公开化了。

这天的报纸还嫌火药味不浓，又在社论《祝土家族苗族人民的大团结》中，用五百字的篇幅，公开点名批判了“右派分子潘光旦等人处心积虑地利用民族问题进行反党反人民的阴谋活动”。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一阵杀气腾腾的口号声中，只听主持人一声喊：

“把民族分裂分子彭泊押上来！”

立即，彭泊被人推进会场。与会人员中，一些人虽对彭泊久闻其名，没料到在这种场合才得以与之谋面。大家的眼光唰地投向彭泊，只见他四十挂零的年纪，中等微胖的身材，天庭广阔，五官端正，很有学者风度。在走上主席台的一霎那，他挣脱了推搡者的手，昂首挺胸地站着，神态凛然，没有一点卑躬屈膝的样子。

一阵短暂的沉默后，主持人给彭泊指定了座位，宣布批判会开始，并对会议的议程作了说明：先由彭泊自我交代罪行，再由大家发言揭发批判。

彭泊听到这里，冷冷地说：

“我没什么可交待的！”

主持人扫了他一眼，很为不满：

“你不说，就由大家来说！哪个来打头炮呢？”

于是，不明真相的与会者批判彭泊开始，发言可谓争先恐后，上纲上线，火药味十足。

彭泊正襟危坐，虽没作笔记，但听得很认真。批判中有人杂以质问，要他回答，他答得果断，干脆，没有一点含糊。

有人责问：“你反党的‘十八字方针’，是怎么出笼的？阴谋何在？”

彭泊反驳道：“不是什么‘十八字方针’，是我大会发言的标题。我讲的是实话，不是什么阴谋。”

有人叱问：“中央的决定你服从，省委的决定你反对吗？”

彭泊脱口而答：“中央和省委是一致的，省委也要听中央的。”

有人吼问：“你主张土家单独自治，是不是要土家族从祖国分裂出去，想制造土家族独立王国？你想当土司王么？”

这一问，把彭泊惹恼了，对这种无知的提问和无线上纲的批判，他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他没有回答。只见他怒容满面，呼吸急促，悲哀如一阵带血的潮水涌上心头：

“嘿嘿——”

他冷笑几声，紧闭嘴唇，再也不回答了。

“彭泊不老实！大家集中火力，把他批倒批臭！”会议主持人十分恼怒，带头呼起了“打倒彭泊”的口号¨¨¨

就这样，批判揭发会连续进行了三天。

彭泊始终神态凛然，固执己见，没有一点悔过的表现。

不久，这位被请来作为座上宾的著名学者，戴着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被人押送回桂。

彭泊灰溜溜地走了。但湘西大地上的整风反右狂飙并未因此停止席卷。凡是在土家族自治形式问题上主张单独建州的，或与彭泊有过接触的，绝大部分都受到了牵连。一时间，“小彭泊”、“彭泊黑爪牙”、“彭泊黑线人物”、“民族分裂分子”等一顶顶高帽满天飞舞，其中永顺、龙山、保靖等县的土家族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被划为“右派”。据统计，整个湘西因对土家族区域自治形式问题提出异议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就有二百零八人。

整风反右之后，湘西土家族的不少知识分子和干部，因受打击，民族情感被压抑，民族志气受挫伤。鄂西南、川东南地区的土家族干部和群众，看到湘西的这场风波，只好三缄其口。他们恢复民族成份的要求和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愿望也暂时被封杀了。

彭泊作为州委、州政府的特邀嘉宾，收到从吉首发来的请帖时，正躺在南宁自己的寓所。此时，已是七十五岁高龄的他，四肢不能动弹，生活不能自理，口语也不清晰了。他用手抚摸着大红的请帖，禁不住老泪纵横：

“我一定要到吉首去参加庆典活动！”他用手势表示。他的话只有护理员吴小姐能听懂。

儿女们看到他身体不便，劝他发个电报，聊表心意即可。但老人坚决不依，非去不可。九月十九日，彭泊在两个女儿和吴小姐的护送下赶到吉首，下榻于州政府招待所。

“彭泊拢吉首了！”

消息迅速传遍山城。州委、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协、军分区、吉首大学的领导来看他，外地来宾来看他，在吉首工作的亲朋故旧和土家族干部、学生来看他。一束束充满温馨和敬意的鲜花摆满了他的房间。他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使劲张着嘴，却又说不出话，一串串老泪随着嘴边咿咿呀呀的声音滚滚而出：

“同志们---好！感谢---同志们！”

庆祝大会上，州委在主席台上为老人家安排了一个特殊的“座位”，让他自始至终能躺起目睹盛典上土家、苗族人民载歌载舞的欢乐场面。第二天，州政府给他安排了一辆敞篷车，上面铺着棉絮，让他仰卧其上，去参观吉首大学、州一医院和吉首的市容市貌。庆祝活动结束后，保靖县委、县政府派来专车，将他接到老家住了一个月。一直到十月底，才由儿子和侄儿将他接回南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因土家问题被错划为右派并受到错误批判的潘光旦、向达两位教授，得以彻底平反。北京还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湘西因民族问题被错划为右派的人也全部平反了。

民族工作又一次迎来了明媚的春天。

彭泊的问题要解决得早一些。一九六一年，广西自治区党委下文摘掉了他“右派分子”的帽子。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央下文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不久，广西自治区党委下文恢复了他地厅级离休干部待遇。

一九九三年，彭泊在南宁溘然长逝，享年八十一岁。

在弥留之际，他用手势给女儿、独生子交待：

“请把我的骨灰----送回----保靖家乡，洒在----酉水河里！”

酉水，又名酉溪，发源于湖北宣恩县的将军山及鹤峰县的酉源山，流经宣恩、来凤后进入四川酉阳、秀山，东折入湖南龙山、保靖、永顺、古丈等县境地，至沅陵县汇入沅江，最后注入洞庭，归于长江。流域内为土家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故有“土家摇篮”和“土家母亲河”之称。

彭泊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他本名彭司春，一九一二年四月出生于湖南省保靖县城郊董家冲一个贫穷的菜农家庭。因父亲早故，由母亲卖菜将他和弟弟抚育成人。

一九二六年，少年彭泊考入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就读，与同在该校读书的学生共产党员粟裕、滕代远、胡名珍、滕久忠等频频接触，进步很快，并由滕久忠、胡名珍介绍加入共青团。“马日事变”中，因掩护粟裕、滕代远等共产党人逃离虎口，被捕入狱。被营救出狱后，已不能在常德立足，遂赴长沙参加北伐军。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他参加了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的广州武装起义，之后辗转到北京。一九三五年考入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系。时逢抗日运动高涨，他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一九三六年参加了李昌、蒋南翔负责的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任湖南中队中队长。因工作出色，得到李、蒋赏识。

一九三七年，彭泊由组织保送去延安，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其间，办理共青团转党手续，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延安抗大毕业后，组织上派他回白区搞统战工作，主要在李昌领导下，组织“民先队”搞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四九年，彭泊到了武汉。参与地下党领导的策反护厂工作。依靠工人保卫武汉三镇码头、轮船免遭敌特破坏，迎来武汉解放。

在他打成“右派”的岁月，彭泊虽受到不公平待遇，但他始终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

这里还要提一笔的是，田心桃，现在河南省新乡市颐养天年。离休前系河南师范大学数学系副教授，河南新乡市人大常委、九三学社河南省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