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了潘光旦---这位中西贯通，学富五车的大学者。

我是从一张黑白照片认识潘光旦教授的。

照片上一行四人，左起第二人，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拄着双拐，右腿抱残的老者，就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学者潘光旦先生。

照片的背景告诉我们，其时积雪未化，天气很冷，大家都穿着厚重的棉衣或军大衣。教授戴着呢帽，叼着一支他几乎从不离口的雪茄，眯缝着深邃的双眼，正眺望着远方。冷风摆动着他的大衣，他支起双拐，傲立山巅，谈笑风生。

照片拍摄时间：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

照片拍摄地点：湖北省巴东县绿葱坡。

据史料记载，这已是潘光旦第二次深入土家族地区进行考察了。

潘光旦对土家族的实地考察共进行了两次，时间均在中央对土家民族认定作出最后决策的关键时期。

第一次是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三十日的“湘西之行”。这次实地考察访问所及湘西吉首、凤凰、花垣、古丈、保靖、永顺、龙山等七县和鄂西来凤一县。

第二次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七年一月之间在鄂西南、川东南的“冬季视察”。其成果就是他和北京大学向达教授在二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上的联合发言《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人民日报于三月二十四日全文刊发了这篇发言。

潘光旦，字仲昂，江苏宝山县人。一八九九年八月十三日出生于宝山县罗店镇。早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一九二二年赴美留学，主修生物学，研究遗传学、优生学等，先后获达茂大学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一九二六年回国，曾任《中国评论周报》编辑、《华年》周刊主编。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五二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于抗战时期任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先后兼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等职。一九五二年以后调任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兼研究部第三室主任。他先后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文化委员会名词统一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病逝，享年六十八岁。

潘光旦一生坚持真理，治学严谨，著作等身。他是我国著名的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学家。他以残缺之躯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对土家族的认定和土家学的构建作出了卓越贡献，特别受到土家族人民的推崇和尊敬。回顶部

是年九月，中央正式派出调查组赴湖南考察土家，牵头人就是他的得意门生汪明禹教授。当时，他强烈请求要亲自前往。考虑到他身体不便，中央未予同意。

潘光旦不甘寂寞，决定从历史文献中去搜寻土家族的蛛丝马迹。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用微弱的视力，在浩如烟海的古籍史料中爬梳摘抄，废寝忘食，焚膏继晷，笔耕不辍。他先后将先秦古籍《左传》、《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逸周书》及其后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典籍中的有关资料圈点出来，制成五千多张卡片备用。他还通阅地志，搜读笔记，遍求经、辞、诗、集，凡与“土家”二字有关的材料，无不广采博撷，收入囊中。经过六百多个日日夜夜的研究，于一九五五年一月完成了他那部名著《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的撰写工作。

正在潘光旦坐拥书城，辨认土家族历史行踪之时，他的学生汪明禹也从南方传来好消息。老师没有亲自前往，当学生的自然就有义务把一次次重大发现用信函告知老师。

是年六月二十日，中央派出以李德全为团长，费孝通为副团长的中央中南各民族访问团一行七十余人，分赴中南各少数民族地区访问。田心桃代表土家族将自己亲手编织的一幅图案为满天星的西郎卡普献给费孝通，并向他详细介绍了土家族的情况。十二月，中南民委从中山大学调来严学窘教授，要他拿出一段时间，专门调查和研究土家族问题。严学窘第一个找田心桃记录土家语。然后，又亲赴永顺县的对山寨，龙山县的靛房、坡脚和泸溪县等地调查。结果证明各地土家语是统一的少数民族语言，属藏缅语族。他的结论与罗常培教授的结论一致。之后，严学窘写出了《关于湘西北土家语的初步意见》的调查报告，逐级呈报给湖南省民委、中南局和中央民委。

在武汉，汪明禹一见到田心桃，就高兴地说：

“小田，你的要求实现了，中央派我们去你家乡调查土家，请你当向导一起去。”

“真的？”田心桃大喜过望，眼泪夺眶而出。

旋即，田心桃作为中南局民委的派出人员，与湖南省民委罗观前，湘西苗族自治州统战部的麻适珍等人一起，配合汪明禹教授一行，组成了中央、中南局、湖南省、湘西州四级联合调查组。

汪明禹与严学窘一样，拟有语言调查提纲，先找田心桃录了音，然后深入龙山县苗市、多谷等乡和保靖县的昂洞等乡的二十四个自然村进行调查工作。除了调查语言，还调查了土家聚居区的风俗习惯和民族关系，请土老司表演舍巴日，收集土家民间传说与山歌。

“小田，听说你的歌唱得很好，来首土家山歌，给大家提提神，如何？”汪明禹见工作人员坐在地上休息时不说不笑，就提议道。

“要得，要得，我来给大家唱首歌助兴，但唱得不好，莫笑我哟！”田心桃说，随即清清嗓子，请麻适珍和她一起对唱，麻适珍爽快地答应了。二人一合计，决定唱盘歌。

田心桃唱问：

说你聪明说你乖，

唱首盘歌请你猜：

什么生蛋几根柴？

什么生蛋在半岩？

什么生蛋沙中抱？

什么生蛋土里埋？

麻适珍唱答：

我不聪明也不乖，

你的盘歌容易猜：

斑鸠生蛋几根柴，

岩鹰生蛋在半岩，

团鱼生蛋沙中抱，

蚂蚁生蛋土里埋。

盘歌是土家山歌中最有趣的一种。两人对唱，一问一答，诙谐幽默，妙趣横生，大家听了疲劳顿消。汪明禹也听得津津有味，还把这首歌录了音。

在调查中，田心桃对汪明禹在各地进行相同的工作还不甚理解，就请教他：

“汪教授，我们在龙山和保靖的调查，内容都差不多。这样不是在做重复劳动吗？”

“这不是重复劳动，而是一种十分必要的反复论证，”汪明禹严肃地说，“这样可以证明土家族在龙山、保靖、永顺等县有共同的语言，有共同的风俗习惯，有共同的心理素质，有聚居地区。用这些事实写成调查报告，可以促成土家族作为单一民族被承认的问题得以早日解决。”

田心桃点点头，向远山望去。此时，连绵起伏的武陵群峰，红枫似火，从浅黄到血红到暗赭到郁沉沉的浓栗，从这山烧到那山。特别洁净的蓝天上，云白得惹眼，把空间拉扯得十分廖廓。远处的酉水河涂上一层秋阳的熟铜烂金，温柔之中带着神秘，从吊脚楼的巷道走过，仿佛一部童话的插图。田心桃把在北京的见闻和近段工作联系起来一考虑，感到教授的话如醍醐灌顶，令人心清神朗。

这次调查，得到了各地土家族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积极配合。一些群众还纷纷写信，要求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请教授把信转交中央。

为慎重起见，中央又组织了在京的有关专家学者对土家族问题作了进一步讨论。语言学家王静如根据汪明禹调查的语言材料，写出了《湘西土家族语言的初步意见》一文。

此时，潘光旦的大作正处于攻坚阶段。这些材料陆续送到他手里，使他从史料中孕育出的论点得到了现实材料的有力滋养。

《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一书，共十五万字。当年只载入了中央民院的内部刊物，并未公开发行，知之者不多，但它无论对土家的历史还是土家的现状都有精辟见解，因之立即引起了圈内人士的普遍关注。

这部著作主要由前论和本论两大部分组成。前论着重解决土家族与瑶族、苗族、仡佬族的区别，因为在历史资料上土家族经常与这几个民族绞杂在一起。本论着重说明当今土家族与古代巴人的渊源关系，如果不把这点阐述清楚，就无法解答土家族与邻近几个民族在语言、风习等方面之所以存在差别的历史根由。两部分互为表里，缺一不可。这种研究方法正体现了潘光旦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

难能可贵的是，潘光旦在五十年代初就大体看出土家族聚居于湘鄂川黔接壤地区，只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还不能精确而具体地指出所定居的各个县份的名称。加上他翻阅的资料多，知识面广，他也发现与这个地区相关的二千余年的史料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这个地区的历史有其一贯性，而且没有太大的变更，也就是说这个地区的人群没有出现过全局性的迁入或迁出。这就说明这里的土家人与当地的历史有其承接的关系，与周围几个民族有着截然可分的特异之处。这就是潘光旦在前论中的基本出发点。

他着重把土家与瑶作了比较。从历史资料中，他发现《后汉书》记载有不太准确之处，《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当时的长沙郡与武陵郡都是盘瓠之后的活动地区。这对长沙郡来说是准确的，至于武陵郡却不尽然。应该说只是部分，不是全部。《三国志·吴志·黄盖传》就说武陵蛮夷有巴、醴（俚）、由（瑶）、诞四类，不是一个民族独居，而是几个民族共居之地。唐代《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一就说当时辰州，也就是今湖南沅陵、泸溪等地既有盘瓠子孙又有巴人之后。潘光旦根据这些资料断定，武陵郡是巴、盘瓠、僚几个较大民族共同居住之地。这一情况的发现使潘光旦作出“土家不应与瑶相混”的论断具有了可能性。

他还着重指出“土家不是苗”。把土家与苗家混为一谈，为时虽晚，却影响深远，几乎湮灭了土家的存在。“苗”作为族名在湖南起于宋代，主要在沅水上游活动。自元以后，尤其明清之际，苗族声势大盛，从此历史记载也就较为精确，可以看出活动地区紧靠着土家族聚居的南部。

此前这些地区是统称为“蛮”的，从此时起这一带被改称为“苗”，与其他民族并称时则是“苗蛮”了。“苗蛮”连称，使人注意到一个苗字而忽略了其他民族的客观存在，造成了民族识别上的混乱。潘光旦为澄清这一混乱，特别指出二者在语言上的严格区别：土家语属藏缅语族，苗语属苗瑶语族，二者除语言与基本词汇有显著差异之处，在句子结构上更显示了基本特征的不同。

此外，他还根据同治《永顺府志》、民国《永顺县志》、光绪《龙山县志》等地方史指出，在清代，土、苗、客（汉）三族无论在语言、住地、风习都是显然有别的，同时，“土”作为族称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经历的。

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土家不是瑶，也不是苗，而是古代巴人的后裔，是一个单一的民族。

可以说，对土家这个民族共同体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发轫于这部奠基之作。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不仅为一九八六年出版的《土家族简史》所采纳，而且在今天仍被土家学界广泛接受。

由于当时学术界对巴史的研究不很完善，潘光旦的著作不能说是金瓯无缺的。但我们今天翻开这部四十多年前的巨著时，你不能不被一代学术大师所付出的心血所震撼。

有人作过这样一种统计：

这部著作直接参与征引的书目中，史籍五十部，地志五十二部，笔记三十部，其它杂著五十五部，共计一百八十七部；全书文后注释二十四条，凡四千余言，有的注条多达七百余字，实际上就是一篇篇短小精悍的考证文章。

大著尽管完成了一年多时间，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他还是不太放心。为了向中央负责，他要亲自去走一趟，对向中央提供的学术结论再次进行印证和检验。

他拟订了周密的调查访问提纲，要调查哪些人，提些什么问题；要看那些实地，线路如何走，等等，他都精心策划，亲自安排。在考察中，他嘱咐工作人员作好详尽记录，不能有任何错漏。事后的考察报告，他又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为决策者多提合理化建议，多出选择题。

湘西之行在短短一月左右时间，他听取汇报十六次，专访重要对象十一人，召开座谈会五次，收转信件十八封，随访随谈不计其数。调查对象，除了省、州、县、乡（镇）各级干部、警卫人员外，他是广泛接触：路上遇到赶场的小贩，山间碰见砍柴的樵夫，田埂看到铧田的老农，坡边碰上照牛的细娃，他都要上前询问一番。田间地头，山顶坡脚，溪边桥畔，都是他工作的场所。

据当年陪同他的工作人员、中央民院研究所的刘振乾回忆：

“每当人们谈及有关土家的情况，先生总是满面稚气，如获珍宝，嘱我详细记录。而后又结合他所占有的史料，有论有据，如数家珍地讲给在场的同志们听。当大家依依不肯离去的时候，潘先生总是慰藉大家：‘好好休息，注意健康，把自己的革命工作干好，这都是为了土家问题能尽早尽快解决好啊！’”

土家人居住的武陵山区，山高坡陡，沟壑纵横，交通十分闭塞。当时，永顺至龙山，不通公路，但这是土家聚居的中心地带，潘光旦坚持去了；湖北来凤本不属湘西之行考察的范围，但听说这里也有土家聚居，潘光旦也去了。

由于历史原因，建国初期湘西北土家的民族自我意识表现得尤为强烈，因此，潘光旦的研究最初是以湘西为重点的。湘西之行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土家的活动区域绝不止于湘西北，而应该包括与之毗邻的鄂西南、川东南乃至黔东北的广大地区。因此，在这次考察不到半年，潘光旦就决定对湘西北以外的土家地区进行一次范围更为广泛的调查。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上旬，潘光旦一行抵达湖北长阳。为了考察土家先民巴人的情况，潘光旦不顾大家的劝阻，决定拄着拐杖踏访清江流域。

“潘老，清江流域路途艰险，你腿脚不便，就不亲自去了吧？”同志们恳切地劝他。向达也不赞成他去。

“我从老远赶来，离目的地仅咫尺之遥，怎么能半途而废不去呢？”潘光旦说，猛吸了几口雪茄，侃侃而谈：

“长阳这个地方历史悠久啊！早在十万年前，这里就有‘长阳人’在此繁衍生息。四千多年前，土家先民----巴族始祖廪君就出生于长阳武落钟离山，后率众顺江西进，开创了古代巴国的历史。廪君又称巴务相、向王天子。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山上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其余四姓皆生于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各姓相约，掷剑中石穴者为君。巴氏之子务相独中之，众皆叹服。又令各乘土船，浮者为君，惟务相独浮，其余皆沉。务相剑中、船浮，众姓莫不臣服，共立为君，是为廪君。廪君死后，其魂魄化为白虎。白虎后来成为巴人的图腾，廪君被尊为巴人始祖，亦为土家族的祖先。我们不是来考察土家的吗？对他们的老祖宗可不能敬而远之哟！清江的路险算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家做好准备，按预定计划前往，不要怕我的腿吃不消！”

翌日，一行人向具有鲜明土家特色的资丘山镇开去。潘光旦硬是拄着拐杖，沿清江苦行三天，才到达目的地，多数同行人的脚板都打起了血泡，潘光旦的两肋被拐杖磨破一层又一层皮。大家看到教授不露声色，也忍住剧痛，认真调查访问。

关于在川东南一带考察情况，现在已很难找到有关记载，以至于难以把他们的行踪作一个简单的勾勒。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潘光旦对川湘公路沿线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都进行过详细的实地考察并收集了大量资料，并作为重要例证写进了考察报告中。

如果说《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学术依据，那么，两次实地考察的成果----一九五六年的政协发言《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则为解决土家问题提供了政策性分析和建议。

“政协发言”一共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问题（摘录）

别的民族地区的情况，我们不熟悉，但在“土家”人或巴人后裔的地区，这种宣传教育工作是显然地没有做好，没有做够。湘省“土家”成份的所以迟迟才得解决；我们对川鄂两省“土家”的所以到今还未能做出任何明白的表示；以及这几个省很大一部分“土家”人的所以不敢轻于表白自己的民族成份，有的填报得很迟，有的至今还没有填报--我们认为原因就在这里。

“土家”人的民族要求，在湘省，最初只有少数人自动提出，后来经过这少数人在本族内部的宣传，敢于承认自己民族的人才逐渐增多。¨¨¨去年国庆节,秀山县石堤区有一"土家"农民，被邀到成都代表观礼，他坚决不肯去，说他是“汉人”，不能代表。县领导提醒他说，你的哥哥最近已经承认是土家了，他才也承认下来，同意到成都去。酉阳县至少有三个乡有“土家”，其中一个还能说“土话”，但至今登记的绝无一例。彭水县一向有“土老族”，单单一个庹（tuǒ）姓就有一千几百户，但谁也不敢承认是属于这一族。这些例子，已足够说明我们没有把民族政策的宣传工作做好。我们走过的许多县份的县首长也都承认，几年来忙于恢复地方秩序与安排生产工作，这方面确乎做得很不够，有的更坦率的承认，在我们和他们谈话之前，根本没有想到本地方可能有非汉族的民族成份存在。

在最近一次最高国务会议的扩大会议上，我们听到毛主席的十二点指示，其中一点就是大汉族主义必须彻底清除。我们认为这种清除的工作必须从做好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入手。

二、成立“土家”自治区的问题（略）

三、“土家”与“土家”自治区域应有的正式名称问题（略）

四、“土家”地区的进一步调查问题（略）

此前的三月十五日，光明日报第三版开辟的《少数民族简介》栏目，登载了由汪明禹教授亲自撰写的《土家族简介》一文。

这些舆论动向意味着土家族这一古老的民族，在共和国的母体里仅仅经过了七年的孕育，就获得了再生。

研究者认为，关于中央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的时间，最早应是党的“八大”召开的一九五六年十月。但当时没有正式的文件，只有圈内人士可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批准土家族为单一民族的正式文件，就是一九五七年一月三日中央统战部致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省委的电文。

电文说：

湖南省委十二月八日电悉。关于土家为单一少数民族成份问题，我们同意湖南省委的意见，可以确定“土家”为一少数民族。居住在湖北、四川、贵州三省边境地区的“土家”族中有什么问题，请湖北、四川、贵州省委统战部加以解决和研究，并将情况告诉我们。

这封电报是一封加急电报，由徐冰签署，并抄报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领导同志。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成立于一九五二年八月六日的湘西苗族自治区，经一九五五年更名为湘西苗族自治州后，再次更名，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自此，一个长期被人忽视，而又客观存在的民族，有一部分人终于成为新中国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实现行了民族区域自治。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